其实，那时检察机关已经直接介入办案程序，外面的取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林只是想稳住我的情绪，利用我企图迫切回家的想法，和渴望为女儿指导高考的急切心情，诱使我揭发他人。
可我根本不知道别人的事，又将如何揭发呢？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那昏暗的灯光下，我的身影显得那么孤独和无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陷阱里的野兽，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这命运的枷锁。
大约到了六月二十日前后，林又找到了我。他一脸严肃地说：“让你写信给你的家属和两个弟弟，让他们交出 15 万元退赔款子来，款子一到帐就放你回去。”他说得信誓旦旦，仿佛就是他说了才算数。他还说：“省领导那边我已经都说好了。”我听了，知道这是他耍的又一个阴谋，心中却充满了无奈。
我无奈地说：“家中连两万元都拿不出来，有点钱是岳母放在我家的，别的没有钱。再一说为什么要退这么多钱，依据是什么？”林却振振有词地说：“你从 1995 年到现在八年时间，每年春节、中秋，还有年度奖金、会议纪念品等，每年 2 万元就有 16 万元没有吗？不瞒你说，我们每年灰色收入都有万儿八千。你敢说你没有？钱是命那，只要人在，哪天不好挣钱呢？”
他说着将写好的信扔给我，叫我加上称呼抄一遍。
我看了以后，感到有些话纯属多余，便删掉了。
他看了以后又怒冲冲地叫我重抄，我先后誊写两三次他才勉强满意。
两天多时间，就逼着我写这样一封信。在那逼仄的房间里，我的心情如同这压抑的环境一般沉重。
我望着那封信，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我不知道自己的家人会如何看待这封信，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凑出这笔钱。
但我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困境，我的命运似乎已经被别人牢牢掌控。
大约在 6 月 25 日左右，宋前程和谷庆梅还有一位负责运作电脑的办案人员找到了我。他们说他们是上级才派来的，实际上他们都是市检察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