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山田的产粮自然是比不过平地里的水田旱田，这座山谷之中的产出，也只能勉强满足马面岭寨和周边一些小寨的需求而已，若只靠自耕自种，二十八寨的男女老幼恐怕早就饿死大半了。
侯俊铖如今就在一片山田旁边，手里握着一个被烤得滚烫的食物，双手稍一用力掰开，一股香气扑鼻而来，侯俊铖轻轻一笑：“这就是明清时期的番薯了？好小一个，还不如手掌大。”
番薯、玉米、烟草和土豆，这些原产于美洲的作物通过大航海在明末时期传入中国，在后世许多有关明末的小说之中，都将他们当成了神物圣器一般，仿佛只要将这些农作物在中华大地上推广开来，便能解决明末的全国性饥荒，立马就能兵精粮足、横扫世界了。
但古人又不是傻子，若真有能改变灾荒形势、百利而无一害的高产作物，他们又怎么可能不去推广？实际上，到了侯俊铖穿越前的那个时期，明末小说不断内卷之下，对于番薯玉米这些作物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渐渐客观起来，侯俊铖对它们的弊端也了解了许多。
首先，番薯玉米和土豆这些作物实际上并没有后世吹嘘的那般高产，新中国曾经就做过统计，在湖南水稻亩产可达二百七十三公斤，而玉米亩产仅为一百零一公斤，番薯仅一百八十五公斤，土豆更是只有六十八公斤，这还是经过育种改良的结果，在明清时期番薯玉米和土豆的产粮只会更低。
相对而言，番薯玉米和土豆的产量还是高过于小麦的，但小麦主要种植在北方诸省，而明末开始的小冰河期直到乾隆年间才会平复，没有经过育种改粮的番薯玉米和土豆，在北方寒冻的天气下根本就养不活。
耐寒的番薯玉米和土豆，要等到乾隆末年才会培育出来，历史上番薯玉米和土豆在中国大规模的推广种植，也是在乾隆末年开始，嘉道年间全盛的。
而且要论粮食的长期保存，番薯玉米和土豆也比不过传统的稻麦，正因此，无论是民间囤粮还是官府征粮，基本都以米麦为主，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清廷虽然大力推广番薯玉米和土豆，但终清一代占比也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官府一声令下要求农户种番薯玉米，农户找官绅老爷借贷买种改种番薯玉米，等到了收税的时候朝廷和银商收的还是米麦，番薯玉米又卖不出价换不了银交税，这和逼着农户去造反有什么区别？只要是个智商正常的官吏，自然都能想明白其中的道理。
更何况，明清时期引入的番薯玉米和土豆，还没来得及适应中国的水土，种植起来要比传统米麦耗费更多的成本和精神，而且还易生虫害，颗粒无收的风险远超于传统的谷麦，即便是在民间，百姓农户自己很少愿意改种番薯玉米和土豆。
番薯玉米和土豆在中国成为主粮之一，要等到新中国之后，通过引进欧美苏联的先进技术、几代人不懈的育种改良才达成的，如今的侯俊铖显然没有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