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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去了特区边缘、一个没有身份证的流动人口聚集的棚户区。这里污水横流，治安混乱，人们眼神中充满了警惕和艰辛。关翡装作迷路的商人，与一个在路边修补轮胎的中年汉子攀谈。汉子来自缅北其他武装控制区，来特区三年了，在建筑工地做零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钱，托人找关系，办张身份证”。当关翡问及特区管委会时，汉子沉默了一下，低声说：“他们……说了算。我们只要能留下干活，就行。”
关翡还悄悄旁听了一次“民事调解委员会”的现场调解。争议是两家相邻的商铺因为招牌遮挡问题起纠纷，几乎动手。坐镇的老头人听双方吵了半小时，不耐烦地一拍桌子：“吵什么吵！左边招牌缩进去一尺，右边每年给左边补偿五千缅币！再吵都滚蛋！”双方愣住，犹豫片刻，竟都接受了。调解用时不到四十分钟。事后关翡询问双方为何接受，一方说“王头人发了话，不听以后在这片不好混”，另一方说“总比一直闹下去影响生意强，赔点钱认了”。
这些所见所闻，不断冲击和修正着关翡对特区“治理”的认知。这里没有精致的程序正义，没有清晰的权利边界，有的是在资源稀缺环境下，基于权威、利益交换和实用主义的、高效的、同时也是粗粝的生存智慧。民众的“顺从”甚至“爱戴”，根植于比较，与特区之外的悲惨境遇比较；根植于期望——对那张身份证所代表的上升通道的渴望；也根植于恐惧，对失去现有微薄保障和被驱逐的恐惧。
一周后，关翡再次约见了杨龙和郑粟。这次地点选在特区管委会一间普通的会议室，只有他们三人。
关翡没有直接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而是先分享了自己这些天的见闻和思考，语气平和，更像是在探讨。
“龙哥，粟子，我这几天在特区走了走，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关翡给两人递了烟，“特区能有今天的局面，不容易。外面的人看到高楼工厂，看到特斯拉，觉得是奇迹。但我知道，真正的奇迹，是龙哥你和兄弟们，在这片乱糟糟的地方，愣是弄出了规矩，让几十万人有饭吃、有活干、有奔头。”
杨龙吐出一口烟，脸上露出些许自得，但眼神里仍有警惕：“怎么，出去转一圈，发现咱们这套土办法，还挺管用？”
“很管用。”关翡真诚地说，“尤其是在这种地方，用国内那套按部就班的法子，可能早就乱套了。快刀斩乱麻，用威望压住场面，用实实在在的好处稳住人心，这是咱们能站住脚的根本。”
郑粟点头：“关哥说得对。当兵也一样，战场上情势瞬息万变，等你层层请示，战机早没了。就得指挥官临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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