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没办法，开始挖地道，打算用炸药给缅军的木栅来个“开膛破肚”。结果呢，火药质量不行，再加上大雨倾盆，江边土壤湿得跟泥潭似的，炸药愣是没用。船队呢？也指望不上，老官屯水域沙洲多，水流急，跟玩漂流似的，根本没法给陆地队伍提供支援。这下，清军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到了1769年12月初，清军那叫一个“惨”字了得，前进不了半步，伤亡还蹭蹭往上涨，疫病就像个跟屁虫，甩都甩不掉。副帅阿里衮这些大佬，还有一堆将领，都病得见阎王去了，统帅傅恒也躺床上哼哼唧唧，跟病猫似的。这下可好，全军上下就剩下阿桂这个“光杆司令”了，他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生怕大军就这么散了架。进攻？没力气！撤退？更不敢！为啥？一来没皇帝旨意，二来怕一撤就变成溃逃，被缅军逮个正着，来个“瓮中捉鳖”。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那位风风火火赶到云南的总督鄂宁，伙同一帮大臣，给皇上上了道奏折，说是打缅甸这事儿，难啊！比登天还难！咱们来数数这“五难”是哪五难。
第一难，办马难。您想啊，满兵一万，汉兵三万，这出兵规模，战马、驼马得十万匹起步。十万匹啊！这可不是说买就能买的，得现找，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第二难，办粮难。四万兵，十万马，十个月下来，得吃42万石粮食。可您瞧瞧云南全省，拢共才35万，这哪儿够啊？简直是杯水车薪嘛！
第三难，行军难。从内地到边境，那路走得叫一个艰难。边外地形更是糟糕，不是山就是沟，走得人腿都软了。
第四难，转运难。光是从内地到边境，就得动用上百万人次。到了境外，国人不乐意出国，境外又人烟稀少，想找个驿夫来帮忙，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第五难，气候难。水土不服，这可是个大问题。历次战事，因为生病失去战斗力的，比战死的还多。这仗还没打，就先病倒一半，这还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