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烩”，没有能够摆脱“口袋罪”的历史命运。
首先，寻衅滋事罪容量较大，违反犯罪构成类型
化要求。寻衅滋事罪包含了四种行为方式，内容多而
杂; 而且，“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和“强拿硬要或者
任意损毁”等大量生活化、形象化描述性语言存在于
条文之中，也和犯罪构成类型化要求相左，丧失了犯
罪构成类型应有的独特性和明确性。尤其是“追逐”
和“拦截”，只是对别人行走造成妨碍，很难说侵害了
何种法益，不具备犯罪构成类型化的本质特征。
其次，“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严重混乱”等
用语具有高度模糊性。寻衅滋事罪条文同时存在三个情节犯、一个结果犯，这在刑法分则中非常罕见，加
剧了寻衅滋事罪沦为“口袋罪”的命运。大量行为无
价值用语充斥其中，“随意”、“任意”、“殴打”、“辱
骂”、“恐吓”、“强拿硬要”、“起哄闹事”等词语都与
结果无价值背道而驰，容易引起理论上的歧义和司法
上的混乱。而且该类语言过于生活化，对其核心含义
缺乏相应法律定义描述，这类语言的不严密阻碍了社
会各方的统一理解以及法律的有效实施。刑法条文
用语是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必须表达和传递明
确的内涵。［
4］P87 有学者提出了随意殴打他人之“随
意”的判断方法: 双重置换规则，先将行为人置换为
普通人，考察普通人会不会殴打他人，然后再将被害
人置换为普通人，判断行为人会不会实施殴打。［
5］不
得不承认该观点的新颖性，但是主观的东西不易查
明，自然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同时该观点仍然没有能
够解决“随意”、“故意”和“任意”之间的联系和差
别。
再次，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犯罪的行为方式区分
难，而且常常存在交叉与重合。“随意殴打他人”与
故意伤害罪等之间，“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与
侮辱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信息罪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