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运在被几道前菜折腾的品尝了酸苦辣，唯独没有甜的时候，做菜的厨子也在忙着，毕竟，按照李乐自己的话说，他，还是个研究的学生。
“我们知道，在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经过单位制度的叠加，在这一地区塑造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生态，而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这套固定的公式中来，会演变成什么呢？”
回到茶啊冲的又一次课题组会上，李乐一本正经的就自己这些天“假公济私”过程中调研和归纳出来的成果，坐着讲述，连祺捂着半边脸，心说这秃子怎么这么能扯淡，可又扯得挺有道理，要不然，惠、吕两位老师，怎么听的那么仔细，还时不时问上几句。
琢磨琢磨，连祺在本子的角上，写下，“水，忒不要face”几个字，再一抬头，又听到。
“我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市场经济起步的头十年，大多数国企并不是一下子就受到新兴个体、私营民营经济体的威胁，反而因为掌握垄断相关资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一方面认为这样的大企业不能轻易破产，否则挑战合法性，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还需要大企业承担一些国家的生产任务和计划，不能轻易放开原材料供给和产品流通渠道。”
“在调整初期，国企就业人数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因其优势吸引了更多的适龄经济人口，前十年，就业人口达到顶峰，以辽省为例，其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1992年达到顶峰，为1021万人，在这一年，辽省总人口为4000万。”
惠庆一抬手，指了指李乐，“有数据支撑？”
“有，辽省的统计年鉴。”
“继续。”
“哦。第二阶段，我成为过渡期，市场化持续推进，市场的发展和国家对于国企的态度转变，逐渐挤压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资源总量，没有能够持续为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稳定存续提供保障。”
“体现在，民营企业逐渐积累资本和学习技术，吸引技术和管理人才，二，政府表现为逐渐向大中型工业企业推行破产制度以及抓大放小、关停并转政策，从而重新定义了可以在国家渠道获取资源的企业的边界。”
“根据你的研究，如何理解大或者小的转变？”吕申插话。
李乐笑了笑，“资产和生产规模意义上的大转变成为绝对市场垄断、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上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