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营建工程浩大开启，征调民夫工匠多达百万。洛阳城规划宏伟，宫城巍峨壮丽、尽显皇家威严，皇城衙署林立、司职分明，外郭城坊市规整、商贸繁荣；城内宫殿建筑融合南北风格，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同步开凿通济渠、邗沟等运河分支，连通黄河、淮河、长江水系，保障东都物资供应，促进沿线经济交流；迁徙富商巨贾、手工业者至洛阳定居，充实城市经济活力，洛阳迅速崛起为隋朝政治、经济、文化副中心，辐射中原及南方地区，利于管控全国，却因工程浩大、工期紧迫，民力耗费过度，百姓怨声载道。
四、大运河开凿：千秋工程与现实困境
大运河开凿堪称隋炀帝影响最深远举措。旨在贯通南北经济动脉，打破地域隔阂，促进物资、人员、文化交流；强化军事运输能力，便于隋朝调兵遣将，快速应对南方、北方边境战事；彰显帝国国力，巩固大一统格局。工程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余杭，分四段历时六年开凿完成，包括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全程超两千公里，河道宽阔、水深可通巨舟。
施工期间征发数百万民夫，百姓被迫离乡背井、风餐露宿，劳动环境恶劣，死伤无数；地方官吏督工严苛，为赶工期滥用刑罚，民怨沸腾；大运河通航后，虽发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南北漕运繁忙，商船穿梭，沿线兴起诸多城镇，粮食、丝绸、瓷器等物资畅行无阻，文化交融加速，可短期看，百姓未享即时红利，反而深陷劳役重负，成为隋朝社会矛盾激化导火索。
五、军事扩张：征伐四方与边境风云
军事战略上，隋炀帝野心勃勃，意图开疆拓土、威震四夷。对北方突厥，一改隋文帝时期和亲分化策略，趁突厥内乱，先后两次大规模出兵征伐，动用百万大军，志在彻底击垮突厥势力；派遣大将韦云起率骑兵突袭契丹，以少胜多，彰显隋朝军事威力；西部经营西域，重设郡县，派驻军镇守，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威慑吐谷浑等国，使其臣服纳贡；但这些军事行动战线过长、耗费巨大，军队长途跋涉、后勤补给困难，士兵疲惫不堪、战斗力损耗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