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一直非常讲究派系，这里所谓的派系不止是中央军和地方杂牌之分，即便是嫡系中央军内部也同样是要分派系的。
国军内部对“起家部队”这个词的认识已经到了几乎魔怔的地步，倒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主观上的执念，而是因为国军上下早已形成一套只能从内部提拔军官的潜规则。
如果你非要从其他部队空降一名指挥官到他从未效力过的部队任职的话，那他大概率根本指挥不动下级部队，就算别人表面上服从你的命令，暗地里也一定会在实际执行中打折扣、使绊子。
原因无他，潜规则认定我们部队的军官只能从我们内部按部就班地产生，决不允许外来的和尚搞“竞争上岗”，规矩一坏那岂不是就要被动“内卷”了。
所以，国军的指挥官特别注重保存实力，绝不愿意打没有好处的硬仗，更不愿意为了所谓大局而折损自己的起家部队。
在孙元良的眼里，完成收复两县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功劳已经捞得差不多了，要是这时候再进山去跟红军拼命又能捞得到什么好处？
至于是否能剿清整个抗日三支队，孙元良对此并不很在意，他对自己校长的心思摸得很透彻，只要县城收回来了就好，山里的残匪剿不清才是正常的，之前校长亲自坐镇贵州不也让别人突围跑掉了嘛。
自己是黄埔生，又是浙江乡党，只要忠诚上不出问题，那校长就不会当真为难自己，何况88师作为嫡系中的嫡系，是不可能长期被用于山区清剿任务的。
至于说自己调走以后对方会不会再次打出山来，那关我屁事啊。
孙元良心安理得地待在山外拥兵不动弹，后来更是干脆返回诸暨的大宅子里一边享受起安逸生活，另一边则做起了倒买倒卖各类特产和物资的生意。
相比于打仗，孙元良从天赋上来讲其实对商机有着比战机更敏锐的嗅觉。
跟孙元良的心安理得不一样，四明山里的赵骥却焦躁不耐。
现在进出山区的道路都被封锁了，各类物资补给困难，88师是外来部队，不是浙江本地驻军，就连本地的商帮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小规模运送些物资进山，走大路是基本不用想了。
孙元良自己倒是浙江本地人，托些关系是能搭得上话的，可这位堂堂师长“收费”太高，为了跟游击队做生意的话成本太高，犯不着。
以抗日三支队今时今日的规模，如果长时间坐困山区的话，恐怕很难坚持得下去。
忧心忡忡的赵骥找到杜斌彬询问起物资储备情况：“老杜，我们的后勤还能撑多久？这个你得给我句准话，不然就会影响后边的战事部署”。
“弹药、药品、被服之类的物资倒是足够我们再大打一场的了，可粮食就……”杜斌彬恨恨地锤了下自己的大腿，“粮食只能维持两个月了，如果……如果减少供应的话，还能再多撑上一个月”。
“不行，战役期间战士们体力消耗本来就大，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先不考虑减少口粮供应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