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清朝同治六年，此时的大清王朝正处于艰难的变革时期。一方面，国内历经太平天国运动等诸多动荡后，社会经济亟待恢复重建，传统的秩序虽在努力维系，但已出现诸多裂痕；另一方面，洋务运动正逐步开展，洋务派们积极创办各类新式企业、学堂，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知识来增强国家实力，抵御列强的侵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科举制度与新兴的新式人才培养方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议。科举制度作为传承多年、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深受守旧派的维护，他们坚信其能为国家选出饱读诗书、遵循传统礼教的栋梁之才。而洋务派等有识之士则看到了西方先进科技背后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认为要改变国家贫弱现状，必须培养掌握新式知识技能的人才，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场争议也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和有志之士的命运与选择。
据《同治朝人才培养争议录》记载：“六年，朝堂之上，关于传统科举与新式人才培养之论争日盛。守旧派以科举乃国之根本，关乎礼教传承、文人仕途，若轻改，则动摇国本为由，力保旧制。洋务派则称，西人凭技艺、新学致强，吾国欲自强，当效之，兴新式学堂，授天文、地理、格致等西学，育实用之才，二者争执不下，坊间亦热议不断，学子皆彷徨，不知何途方为正路也。”从这段文献资料中，能清晰地感受到当时争议的激烈程度以及人们面对这两种不同人才培养路径时的迷茫与纠结。
阿才，是个性格执拗又有些倔强的年轻人，一旦认定了什么事，就很难被别人的意见所改变，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不过，他也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遇到困难从不轻易退缩，总是想尽办法去克服。阿才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家庭，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诵读经典，研习诗词文章，一心想着通过科举考试来光宗耀祖，改变家族的命运。可随着外面关于传统科举与新式人才培养争议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阿才原本坚定的内心也开始有了动摇，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挣扎之中，这一年对他来说，注定是充满波折与抉择的一年。
这一年初春，阿才像往常一样在家中苦读，准备着即将到来的乡试。他每日鸡鸣而起，挑灯夜读，将那些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文章也写得越发流畅工整，父亲看着他如此用功，满心欣慰，觉得阿才这次乡试必定能高中，为家族争得荣耀。
然而，有一天，阿才去城里的书局买书时，偶然听到几位文人在茶馆里争论着科举与新式学堂的事儿。一位年长些的先生皱着眉头说道：“这如今啊，洋人的那一套学问都快把咱老祖宗的东西给挤没了，什么新式学堂，学那些奇奇怪怪的天文地理，哪有咱们科举考的经史子集来得正统，这要是都去学那些，国家的根基可就不稳咯。”
另一位年轻些的书生却反驳道：“先生此言差矣，您看看如今洋人凭那些先进技术，把咱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咱们若还是只抱着科举不放，不培养懂新式学问的人才，何时才能自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