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一年，大明的天下正处于一片蓬勃发展之态，成祖朱棣的宏图伟略不断在这广袤的山河间铺展。南方之地，诸多区域虽已归属大明治下，然那地处偏远的西南一隅，却依旧有着诸多繁杂之事亟待梳理。贵州之地，彼时聚居着诸多不同的部族，各有其风俗习性、治理之法，虽与中原时有往来，可总归是有些各自为政，政令难通，赋税难收，治安亦时生乱象，仿若一盘散沙，亟待有人去将其规整，使其真正融入大明的一统江山之中。
《明史·地理志》载：“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置。”简简单单一句话，却道出了这一重大举措的关键所在，设贵州布政使司，意味着朝廷要在此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上承朝廷旨意，下理地方诸事，让贵州这片土地能如中原之地一般，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赋税得以合理征收，政令得以畅行无阻，也为围绕“1413年我 设贵州布政使司”的故事搭建起了基于史实的框架，让那段满是变革与磨合、关乎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历史有了清晰可寻的脉络。
我本是京城礼部的一名小吏，名唤徐文远，生得面容清瘦，却透着一股儒雅之气，双目明亮有神，仿佛藏着无尽的聪慧与热忱。自幼便饱读诗书，对那经史子集、礼仪典章颇为熟悉，一心想着在这礼部之中，凭借自己的学识，为朝廷效力，将那礼仪之道、王化之德传扬四方。我性子温和，却又有着一股执拗劲儿，一旦认定了是对朝廷、对百姓有益之事，便会想尽办法去促成，哪怕遇到诸多阻碍，也绝不轻言放弃，可未曾想，这执拗的性子，竟让我与这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这其中的曲折故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那一日，我正在礼部衙门里整理文书，忙碌间，听闻上司们在商讨着西南诸事，说是贵州那地方，近些年来越发显得混乱无序，各部族之间偶有纷争，对朝廷的政令也多有敷衍，长此以往，恐生大患，需得想个妥善之法加以整治。
我心中一动，想着自己平日里对地方治理之策也略有涉猎，或许能出些绵薄之力，当下便鼓足了勇气，朝着上司们所在的厅堂走去。到了厅堂门口，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衫，便迈步进了门。
屋内，几位大人正围坐在桌案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议着，面色皆是颇为凝重。见我进来，上司张大人皱了皱眉头，问道：“徐文远，你不在外面做事，进来所为何事？”
我赶忙躬身行礼，说道：“大人，属下听闻诸位大人在商讨贵州之事，心中有一些想法，想斗胆向大人进言。”
张大人微微一愣，随后说道：“哦？你有何想法，说来听听。”
我清了清嗓子，说道：“大人，属下以为，贵州之地乱象丛生，根源在于缺乏一套统一且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如今各部族各自为政，朝廷政令难以深入贯彻，若要改变这一局面，不妨设立布政使司，如同其他地方一般，选派贤能官员前往，统筹治理地方诸事，如此一来，或可让贵州之地渐入正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