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1日，我正式地成为了实验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按照实际的出生如期算来，我其实是提前一年入的学，我很幸运地在妈妈的安排下进入了当时市里最好的重点小学的重点班级。按照那时的市场价格，我家需要向学校缴纳八千元的入学费，不过因为在冶专当大学老师的顾虹阿姨认识教育局的领导，所以最终我同赵泽明一样，以实际支出一千元的成本把我送进了那个小学的重点班。赵泽明是我在我们一班唯一认识的人；而除了在二班的耿博和高洋洋，开始了小学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那一届的同学有只有三分之一是之前跟我同在市政府幼儿园的小朋友。
后来妈妈暑假结束，她回到日本继续读书。我的不开心，却随着正式开学而就此开始了。
在市政府幼儿园，身边的全部小朋友们都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我们的父母也都认识。因此，我妈出国这件事从一开始大家就是知道却觉得稀松平常的。在实验小学则不同，小时候同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被打散到不同的班级里，而我们班又是全年级人数最多的，因而我要面对的是一大堆陌生的同学。
一开始还好，我依然每天顶着我爸给我扎的一高一低的辫子去学校，如同在幼儿园大班时一样。上了小学虽然开始学的课程多了起来，但很多我在幼儿园都学过了，丝毫没有压力。
可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有几个调皮的同学轮番嘲笑。“你妈不要你了！”他们说着。一开始，他们一说我就哭；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跑去告诉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人，长得短小精干，却丝毫不管我，她给我的回复是：“他们为什么不说别人就说你呢？是不是你先去惹他们的？”
在班主任那完全得不到主持正义，我幼小的心灵非常失望。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欺负我的那几个同学的家长都给这位女班主任送过礼，因此她对他们从不责罚。而我爸那时尚不太懂这些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人情世故，什么都没给她送过，我也就‘咎由自取’地收获了她理所应当的冷遇。这个女班主任带我们到三年级，三年级时有一次我妈跟教育局的朋友在市政府招待所吃饭，喊了她一起，从此她对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下子变得如春天般温暖，让我实在觉得恶心。在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遇到那样一位势利眼和爱收礼的老师是一件极其倒胃口的事情，好在后面我所遇到的其他老师人都很好，再也没遇到过她那样的。
在当时指望班主任给我主持公道是痴心妄想的，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薅住了一个嘲笑我的男孩的红领巾，拽着他跑了半个操场。那时我比大多数小男孩都高半头，所以拽着他跑毫不费力。那天我得到的结果是：一下午的罚站，我爸来学校陪我一起听老师训，以及，再也没有班里的人敢笑我。甚至他们看我，我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跑开。如果有人说我小时候凶巴巴的，那绝对是形势所迫的自我保护，并非我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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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就在国庆节过去不久之后，我爸王彬终于迎来了本该更早到来一点的升职，他成为了燕东设计院的副院长。如果放在前几年，这是绝对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此时的燕东设计院，早已是风雨飘摇命途多舛了；我爸被任命为这个副院长，多少肩负了点力挽狂澜的义务与责任。
燕东设计院的萧条是从今年年初开始渐渐发展的。
一开始，是年后一个月罕见地接不到设计工作的招标，那时大家乐得吹牛嗑瓜子打扑克，享受这些年来都很少享受的清闲。可是清闲久了，大家渐渐觉得不对劲儿。果不其然，又过了几个月，奖金取消了；紧接着，工资的发放日从1号变成了15号。而直到我爸终于当上了设计院副院长的那个时候呢？就连他本人的工资也已经被押了两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