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制诰专门负责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
但是宰相韩琦说：“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最后，英宗接受韩琦的建议，安排苏轼入直史馆。
其目的是要让苏轼熟史而知鉴，将来受大任。
可见，苏轼一步入仕途就是闪亮登场，皇帝、宰相都是把他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的。
朝堂内外都认为他将来为相辅政是理所当然的。
宋英宗治平三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
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王安石是一个心系百姓和天下的好官，苏轼也是。
王安石同时也是华夏历史上着名的文学家，同期的欧阳修，司马光谁不是呢？苏轼也是。
可是，即使是如此相似的两个人，虽然在诗词创作上互相欣赏，偶尔还互相唱和，但是在政治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这并不代表着苏轼会支持王安石的全盘变革。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温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在杭州任副市长的四年时间里，苏轼寄情山水，畅游寓乐。
在这里，他结识了歌姬王朝云，并为其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句。
诗名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轼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
朝云时年十二岁，虽然年幼，却聪慧机敏，由于十分仰慕东坡先生的才华，且受到苏轼夫妇的善待，十分庆幸自己与苏家的缘份，决意追随东坡先生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