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初入汴京，苏东坡无意于词的创作，在当时的他看来，唯有帮助圣上成为明君的策论，才是文章的正道。他对王安石变法、对科举改革有一些独特认识，想让皇帝接受，以此来改造这个世界。
当苏东坡外放杭州后，开始了词的创作。他逐渐意识到，与策论不同，词不为朝廷，也不为帝王而写，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
词原本不是文章的一种体式，而是唱歌的歌词，把文字填到乐谱中。当时，词坛最活跃的是柳永，“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柳永的词被广为传唱。
在苏东坡之前，词一直被正统文坛轻视，到了苏东坡这里，词才真正的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
苏东坡用歌词来写自己的内心的理想之意，用作诗的方式来写词。他抛弃了代言体，使用了“我”字。
豁达跃然于字里行间。苏东坡停下匆匆的脚步，在惊涛拍岸的赤壁前，露出久违的笑容。
《吹剑续录》记载，苏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就问幕士：
“我词比柳七何如？”
幕士回答他：“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词“不协音律”，但正是这种自由洒脱使得苏东坡的词不为时空所阻。
历经了世事变迁，苏东坡的词仍旧能保持一份自由天真，在豪迈的词句里仍然埋藏着“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这样的细腻之笔。
他可以写历史，如《念奴娇》，可以写兄弟之情，如《水调歌头》，可以写夫妻之情，如《江城子》。他改变了词的题材，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入词。
人们喜欢苏东坡的真，在得意时与民同乐，在落魄时仍怡然自得，对生活充满了爱和眷念，会发现生活。
毕竟，哪一位大文人、正经的士大夫会写出《猪肉颂》这样的作品来呢？
“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东坡纪年录》中记载道：“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