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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忽必烈的野心显露”。萧虎通过白虎堂暗卫的密报，察觉忽必烈在暂代军务期间，已有两处越权之举：一是在漠南邢州调整屯田区划时，未按流程报枢密院审批，便私自征调三千流民开挖灌溉渠，虽提升了粮产，却违背了 “地方军政需中枢核准” 的元代旧例；二是在与怀孟的汉人地主商议粮草收购时，承诺 “若掌兵后可减免部分商税”，这超出了军务提调的权限，涉及地方财税，显露出他对行政权力的渴求。这些举动让萧虎意识到：“忽必烈不仅想要兵权，还想掌漠南的治理权，若不划定边界，恐日后尾大不掉。”
再者是 “忽必烈的历练短板”。萧虎虽认可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绩，却也发现他在 “草原部落事务” 与 “复杂军务决策” 上的不足：上月漠南京兆附近的两个归附部落因牧地纠纷械斗，忽必烈未先派细作核实部落矛盾的根源（实则是窝阔台系暗中挑拨），便直接派民兵镇压，导致其中一个部落倒向察合台旧部；在制定春季防务预案时，他虽考虑了驿路防护，却忽略了漠南与漠北的驿路衔接，险些造成情报传递延误。这些失误让萧虎清楚：“忽必烈懂治理，却不懂草原的复杂水太深，也不懂军务需通盘考量，若授权太实，遇大事恐难应对。”
最后是 “朝廷的制衡需求”。元代自开国以来，便恪守 “宗室掌边、重臣掌枢” 的权力平衡，脱欢事件后，皇帝对宗室与重臣的权力划分更谨慎，曾对萧虎道：“漠南兵权，既要用宗室，也要防宗室，你需多费心。” 若萧虎对忽必烈授权过松，会被朝臣指责 “纵容宗室”；若授权过紧，又会被质疑 “独揽兵权”。因此，他需找到一个 “既让忽必烈能做事，又让朝廷放心” 的尺度，而耶律楚材作为熟悉制度与历史的重臣，正是商议此事的最佳人选。
萧虎对忽必烈的考量，并非基于空泛的判断，而是源于对其暂代军务期间具体行事细节的观察 —— 这些细节涵盖军事、行政、部落交往三个维度，既体现忽必烈的能力与野心，也暴露其历练不足，成为后续商议授权尺度的重要依据。
军事层面，忽必烈的 “主动作为与越界倾向” 并存。暂代提调后，他很快发现漠南民兵与禁军的训练脱节 —— 民兵擅长骑射却不懂阵法，禁军懂阵法却不熟悉草原地形。于是他主动提出 “混编训练”，让禁军教官教民兵阵法，让民兵教禁军草原骑术，半月后便见成效，在一次模拟防御演练中，混编队伍的防御效率提升了三成。这一举措让萧虎认可其军事能力。但随后，忽必烈为加快训练进度，私自将枢密院拨付的 “冬训粮草” 提前支取两成，用于购置训练用的弓箭，虽未造成短缺，却违背了 “粮草使用需按月报备” 的规定。萧虎在查看粮草账册时发现此事，心中记下：“此人有魄力，却也有不循规矩的倾向，需在粮草权上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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