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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1728年），刑部会同九卿会审吕留良案，最终拟定判决：吕留良虽死，应戮尸枭首；其子吕葆中已死，亦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吕念祖等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这一判决只是株连的序幕。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造作逆书，诋毁圣祖”，被判凌迟处死，因已病逝，改戮尸枭首；其孙严克念流放三千里。另一弟子沈在宽“作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显有反清之意”（《清世宗实录》卷七十），被判斩立决。
案件的波及范围非常之广。刻书匠车鼎丰、车鼎贲因刊刻吕留良着作，被判斩监候；收藏家周敬舆私藏吕书，死后其家被抄；甚至连曾为吕留良建祠题碑的地方官，也被革职查办。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此案牵连者达数百人，从浙江、湖南蔓延至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一时间风声鹤唳，士人之家纷纷焚书避祸。
更令人震惊的是，雍正帝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将吕留良的“逆说”与曾静的供词一并刊行天下，要求各地学宫宣讲。书中，雍正帝驳斥吕留良的夷夏之辨：“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大义觉迷录》）他试图以儒家“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理论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却也让吕留良的思想通过官方渠道传遍全国，形成了“越禁越传”的局面。
吕留良案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针对具体的谋反行为，而是对思想的审判。清代文字狱自顺治朝已现端倪，康熙年间有庄廷鑨《明史》案，但规模与残酷性均不及吕案。此案之后，文网愈发严密，士人动辄得咎。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吕留良的着作被列为“禁毁书目”之首，凡涉其名者，或删或改或焚。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仅销毁吕留良相关书籍就达数十种，连其友人家书中提及吕留良的只言片语，也被一并抽毁。这种文化清洗，使得清代中期的学术风气发生剧变——士人不敢再涉及时政，纷纷转向考据学，形成了“避世而治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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