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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上，天京实行军事化的“圣库制度”与“男馆女馆”制度。全城居民按性别、年龄编入不同馆营，男性入“男馆”从事劳作或参军，女性入“女馆”参与纺织、缝补，夫妻不得同居。物资由“圣库”统一调配，“凡私藏金银者，概行斩首”。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管理模式，初期虽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战斗能力，但长期压制人性需求，渐失民心。
文化政策则体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洪秀全视儒家经典为“妖书”，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诏书盖玺颁行论》），仅保留《圣经》（改称《新旧约》）及太平天国自编典籍。科举考试以“上帝教”教义为题，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论”，录取者不论出身，甚至有女性参与科考，傅善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
为巩固天京政权，太平天国在定都后立即发起两大军事行动：北伐与西征。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精锐北伐，目标直捣北京。这支军队一路北上，经安徽、河南、山西，攻入直隶，前锋一度抵达天津杨柳青，震动清廷。咸丰帝急调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围剿，北伐军因孤军深入、补给断绝，于咸丰五年（1855年）全军覆没。《清史稿·文宗本纪》载：“（咸丰五年）正月，僧格林沁破贼于连镇，擒林凤祥，磔之（分裂肢体的酷刑）。四月，破冯官屯，擒李开芳，诛之，北伐贼平。”北伐虽败，却牵制了清军主力，为西征创造了条件。
西征军由胡以晃、赖汉英统领，于咸丰三年五月（1853年6月）溯江而上，旨在夺取安庆、九江、武汉等战略要地，控制长江中游。至咸丰四年（1854年），西征军先后攻克安庆、九江，并重占武汉，势力扩展至湖南。但在湘潭遭遇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被迫退守九江。此后，石达开率军增援，于湖口大败湘军水师，“烧其战船百余艘，曾国藩仅以身免”（《湘军志》），西征局势得以扭转。至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已控制从武昌到镇江的长江沿线，形成“天京—安庆—九江—武汉”的战略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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