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权力博弈逻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塑造了集高效、权威和强功能于一体的监察权，……导致一定程度的法治风险。”因而，为了防止和化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出现法治风险，使监察权能够在法治轨道上正确运行，我国《宪法》和《监察法》等设计了较为严密的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体系，以通过对监督者的再监督，实现对监察委员会既“授权”又“控权”的有机统一。
（一）对监察委员会监督体系之设计
为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程及改革后形成的体制纳入法治轨道”，我国《宪法》和《监察法》等设计了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
第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由我国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原则和人大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所决定，我国各级监察委员会尽管与同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但其作为我国新型的国家机关即监察机关，必须要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但与“一府两院”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有所不同的是，监察委员会不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只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原因主要在于，“如果监察委员会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很容易在事实上形成一种‘权力对冲’状态，即在‘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监督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之间出现一种双向牵制。”这种做法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可能会影响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效果。
第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的制约。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制约不同于监督，但从宽泛意义上讲，制约也是一种监督，且通过程序制约机制的设计，比监督的刚性更强。我国《宪法》和《监察法》规定了“互相制约”条款即“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通过“互相制约”办案程序机制的设计，发挥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的制约作用，对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的活动进行监督，以避免监察委员会违法行使监察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