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巡抚朱全忠自从在内阁会议打了包票，保证江西的赋税上缴会再上涨一倍后，在江西全境推行了所谓的“新政”。为了应付突然上涨的秋税，各地税务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联合当地的基层士绅，使出浑身解数，要把骨头也榨出油来。
而江西为了支持第二次夏奉战争，夏税已然倍增，民间老农大多借上了民间高利贷，官府也祭出了祖传的招数——开征特别税。
由于1920年时，朝廷与各地督抚代表共同制定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其中占据税费大头的盐务税、关税、常关税、烟酒税、卷烟税、煤油税、邮包税、矿税、印花税等项目被收归国有，地方财政主要依靠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商税、船捐、房捐、屠宰税、渔业税和其他杂税杂捐。
至于厘金，这玩意的存在或废止一直是一个重大议题。仅仅在朝廷控制下的南方各省，今年一年的厘金收入就超过了5000万。
江西在铁路系统尚未铺设之时，处于南北交流的重要商道之上，为此此地为朝廷贡献了大量厘金赋税。
越过南岭，向北进发的商队会在赣江或湘江上转为水运，江西只需在重要关卡或渡口处设立厘卡便有大把大把的银子收入囊中。
根据朝廷商务部的调查，全国厘卡共735个，江西赣江流域就贡献了超过80个。不仅是厘卡林立，而且还名目繁多，章程混乱，税率不一。
原定税率1％，实际上许多地区都高达5—10％，还实行“遇卡完纳制”，即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缴纳厘金一次，故商人实际上负担奇重，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朱全忠为了更好的升官，在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敲诈之后，又盯上了来往于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商道的商队。
除开上调厘金税率，他们还开始征收特种消费税，特税税率，日用品值百抽2.5至5，半奢侈品值百抽7.5至10，奢侈品值百抽12.5至15，原则上实行一物一税，较之厘金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从实施以及效果上来说，是在老厘金之外新增一道新厘金税。
这一做法迅速惹起众怒，像荣氏集团，以棉纺与面粉业为主，所需原材料极为巨大。
荣家在广东地区投资开办了大量纺织厂与制衣厂，但广东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夏季多雨，气候潮湿到砧板上都能长蘑菇，而棉花恰恰就是需要大量的热量与日照，地表积温低一点就会导致棉花发育不良，吐絮不畅。
而且棉花也害怕低温与潮湿，过于干旱也无法正常生长。相比起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是季风气候，但像刘瑞他们的棉花种植是在4月开始，经过两个月的出苗成长，6月的梅雨天气恰好给棉花植株的生长提供了较好的雨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