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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拿到更多的帽子，为了提升学校的排名，学校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引进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去扶持那些有潜力拿到帽子的人。而那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的普通科研人，却被忽视、被冷落，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根本就不被重视。甚至，很多学校，为了追求数字指标，还制定了严苛的量化考核制度，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晋升、无法转正，甚至会被辞退。
这种过度量化的考核制度，彻底扭曲了科研的本质，让学术圈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教师，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追热点、赶潮流，去发表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论文”；很多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得不跟着导师，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实验，去写那些没有价值的论文。科研，不再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变成了一种“计件工作”，变成了一种追求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小圈子文化的盛行，也让同行评议不断变形，让学术公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行评议，本来应该是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应该是基于成果的质量和实力，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可现在，同行评议，却变成了人情往来，变成了利益交换。
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占据着评审委员会的重要位置，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亲信、自己圈子里的人铺路，给他们的项目、论文打高分；而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科研人，哪怕他们的成果再优秀，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更可怕的是，一旦拿到了帽子，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劳永逸的终身特权，无论以后的科研成果如何，都能一直享受着优质的资源和优厚的待遇，各种寻租空间也随之出现。
我想起了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学阀们的帽子从何而来？谁给的？为何给学阀而非老实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学阀们的帽子，是体制给的，是那些追求政绩的管理者给的，是那些被人情世故裹挟的评审专家给的。而之所以给学阀，不给老实人，核心就是因为，学阀们懂得钻营算计，懂得拉拢人脉，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懂得为管理者创造“政绩”；而老实人们，只懂得踏踏实实做科研，不懂圆滑世故，不懂人情往来，不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无法为管理者创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快速提升学校排名、能为学校带来资源的帽子，是能让他们的政绩变得亮眼的数字指标，而不是那些需要长期坚守、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评审专家们，大多也是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自然会优先照顾自己圈子里的人，优先照顾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利益交换的人。而那些老实人，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这个圈子，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无法拿到那些优质的资源和机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鹿辰。鹿辰从小就很优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杜克大学读博，现在，正在杜克大学做博后。前几天，鹿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已经通过了《自然》主刊的评审，就等着杂志的最后确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欣慰，也无比骄傲——我的孩子，没有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没有去钻营算计，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论文发表之后，鹿辰就准备投简历找工作了。我一直倾向于让他回到中国的大学，回到我的身边，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且，现在国内的高校，发展得也很快，资源也很充足，我相信，以他的实力，一定能在国内的大学里，做出一番成绩。可鹿辰，却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大学，继续做科研。
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想回到家乡，而是他对国内高校的科研生态，感到失望和担忧。他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国内学术圈的现状，了解到了那些帽子、人脉、站队的乱象，了解到了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他害怕，自己回到国内之后，也会被这些乱象所裹挟，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被迫去钻营算计，被迫去做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
鹿辰说，在美国的大学里，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那里的评价体系，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而不是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不是帽子的多少；那里的学者，更注重踏踏实实做科研，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而不是人脉、站队、利益交换；那里，没有那么多的行政干预，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学者们有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去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
“爸，我不是不想回去，我也想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鹿辰的声音里，满是真诚，“可我不想，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最终，却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发论文、搞人脉的工具人。我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想追求真理，想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原创性的成果。在美国，我能拥有这样的空间和自由，可回到国内，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
鹿辰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作为一个在国内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很想反驳他，很想告诉他，国内的学术圈，也有很多踏实做科研的人，也有很多纯粹的学者，国内的科研生态，也在慢慢变好。可我却无法开口，因为鹿辰说的，都是事实。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鹿辰的担心，到底是不是多余的？美国的大学，真的就像鹿辰说的那样，没有帽子乱象，没有行政干预，能让学者们安心做科研吗？我问过很多在美国高校工作的朋友，也查过很多相关的资料，最终发现，鹿辰说的，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可否认，美国的大学，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行政干预较少，评价体系也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学者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在那里，帽子虽然也存在，但并没有成为衡量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没有成为管理者追求政绩的工具；人脉虽然也重要，但并没有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实力和成果，依然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那些踏实做科研、有实力、有才华的学者，无论有没有背景、有没有人脉，都能被看到、被认可，都能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学术圈，就是完美的，就是没有乱象的。美国的学术圈，也有利益交换，也有圈子文化，也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只是，相对来说，这些乱象，没有国内那么普遍，没有国内那么严重而已。而且，美国的大学，也有自己的压力，比如，经费竞争也很激烈，学者们也需要发表论文、拿到项目，才能维持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只是，他们的压力，更多的来自于科研本身，而不是那些不合理的量化指标和人情世故。
我想，鹿辰之所以倾向于留在美国，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科研生态相对纯粹，更是因为，他害怕国内的科研生态，会消磨掉他的初心和热情，会让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而是很多年轻科研人，共同的担心。
其实，不仅仅是鹿辰，很多在国外留学、做科研的年轻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回到国内，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还是留在国外，享受更纯粹的科研环境，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考量。但这个选择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国内学术圈的困境和无奈，反映出的，是我们需要改变的迫切性。
很多人都在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如何才能打破帽子乱象，打破圈子文化，让学术圈回归纯粹，让老实人能被善待，让普通青年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实，改变这种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管理的优化，需要评价体系的改革，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
首先，我们需要改革评价体系，打破“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量化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不能只看他有多少帽子、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拿到了多少项目，更要看他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要看他对这个领域的贡献，要看他的教学水平和育人成果。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给那些踏实做科研、潜心做基础研究的学者，更多的包容和支持，让他们不用再为了完成量化指标而焦虑，不用再被迫追热点、发垃圾论文。
其次，我们需要减少行政干预，还给学术圈足够的自主权。高校是学术机构，科研是学者的核心工作，应该让学者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开展科研工作，而不是被行政命令所裹挟，被管理者的政绩需求所绑架。我们应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让行政权力为学术研究服务，而不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再次，我们需要打破圈子文化，规范同行评议，维护学术公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同行评议机制，让那些有实力、有才华、踏实做科研的学者，能够参与到评审工作中来，杜绝人情评议、利益评议。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评审专家的监督和管理，对那些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评审专家，进行严肃的处罚，让同行评议，真正成为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对于那些头顶帽子，却没有实际科研成果，只会钻营算计、拉拢人脉的学阀，应该取消他们的帽子和特权，让他们退出学术圈；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学者，应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净化学术环境。只有建立健全退出机制，才能打破利益固化的格局，才能让学术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管理的优化，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作为科研人，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科研底线，不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不被名利所诱惑，踏踏实实地做科研，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抵制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敢于反抗那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哪怕我们人微言轻，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之间，无法改变什么，但只要我们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推动学术圈的改变，就一定能为那些普通青椒，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坐在电脑前，指尖再次落在键盘上，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段：“科研不是个别人的事业，它关系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年轻一代科研人能不能再相信‘公平’和‘希望’。当一个优秀青年教师努力五年不如别人一次饭局，当一个博士生的辛勤劳动不如别人一句‘老板辛苦了’，这样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突破的。学术圈的未来，既不属于那些资源和光环堆出来的大佬，也不属于那些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而是属于那些哪怕没有光环、没有背景，也还愿意坚持基本道德和科研底线的普通人。制度需要变，管理需要变，评价体系需要变。但这些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然而，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我只希望，我们至少还能守住一件事——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继续表达，继续发声，继续坚持做那个‘相信科研本质价值的人’。哪怕慢一点、苦一点，也不要忘记，我们最终要捍卫的，是一个能让普通科研人体面生活、也能安心做学问的未来。”
写完这最后一段，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窗外的风，依然在刮着，但阳光，却透过玻璃，照在了办公桌上，照在了屏幕上，也照在了我的心里，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我点击了“发布”按钮，将这篇文章，发到了今日头条上。
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可能不会改变什么。但我还是想写，还是想发声。因为，我是一个在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深爱着这片校园，深爱着科研事业，也深爱着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科研人。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能让更多的人关注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能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力量，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
再有不到两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可能，再也无法亲眼看到学术圈变得纯粹的那一天，再也无法亲眼看到那些普通青年，能安心做科研、能被善待的那一天。但我相信，我的孩子，鹿辰，还有那些和鹿辰一样，坚守初心、踏实做科研的年轻人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他们，才是学术圈的未来，才是国家科研事业的希望。
寒假的校园，依然安静，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我的退休生活，将会很平静，但我也知道，我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对科研事业的热爱，永远都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关注着学术圈的变化，一直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加油鼓劲，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毕竟，这所大学，这些学生，这项科研事业，是我四十年来，最深的牵挂，也是我一生的坚守。而那些大学里面的人和事，那些欢喜和忧愁，那些坚守和无奈，也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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