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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临退休前戳破学术繁荣的窗户纸(第1/2页)
办公桌的台历被我用红笔圈了一圈，那个日期越来越近了——还有半个月，我在这所211高校做了整整四十年科技管理工作，就要正式退休了。
四十年啊，从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干到满头华发的老头子，我见证了这所学校从不起眼的院校，一步步跻身211重点大学行列；见证了中国学术从百废待兴，到如今论文数量横扫全球的“繁荣盛世”。办公桌的抽屉里，堆着一沓沓泛黄的文件，有早年手写的科研项目审批表，有第一份校级学术期刊的样刊，还有这些年经手的各类论文统计报表、职称评审材料。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段故事，有欣喜，有欣慰，但更多的，是近这些年攒下的困惑和忧虑。
下午三点多，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百叶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暖得让人有些犯困。我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泡得发淡的菊花茶，正准备整理桌上的文件，把一些不重要的资料清理掉，免得退休后给接手的年轻人添麻烦，办公桌上的固定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铃声很急促，不像平时学校内部同事打来的那种慢悠悠的节奏。我放下杯子，伸手接起电话，习惯性地说了一句：“你好，我是鹿鸣。”紧接着，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响起，语气里带着几分急切，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恭敬：“鹿老师，您好您好，我是邻省某高校科技处的张建国，您还记得我不？三年前在武汉的学术管理研讨会上，我们见过一面，您当时给我们分享的科研项目管理经验。”
张建国？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隐约有个印象，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当时提问很积极，看得出来是个踏实做事的人。我笑了笑，语气放缓：“建国啊，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这么多年了，怎么，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事吧？”
“鹿老师，您真是太客气了，请教不敢当，就是遇到一个难题，实在想不通，身边也没人能给出个透彻的说法，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您这样有四十年经验的老炮，能给我们指点迷津了。”张建国的语气很诚恳，听得出来，他是真的遇到了困惑，“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学校在做年度学术成果统计，看着报表上的论文数量，我心里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这几年我们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核心期刊、SCI论文的数量翻着倍地涨，年底评比的时候，排名也越来越靠前；可犯愁的是，虽然数量上去了，但真正能拿得出手、有实际价值的成果，却没几个。”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一些，像是在刻意避开身边的人：“前几天，我们学校一位老教授私下跟我说，现在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浮躁了，很多论文都是凑数的，甚至有些是抄袭、拼凑出来的，质量根本没法看。我这心里就打鼓了，你说咱们国家，现在论文数量都全球第一了，2024年在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发了一万五千多篇，占世界总量的三成多，被引用次数也是全球第一，可为什么大家都在说，学术质量反而在‘开倒车’呢？鹿老师，您在这个行业干了四十年，您肯定比我们看得透彻，您给我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建国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早已不平静的心湖里，泛起了层层涟漪。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些年，不管是学校里的年轻老师，还是一些兄弟院校的同行，甚至是我老朋友孟菲菲老师带的几个学生，都不止一次地跟我探讨过。只是，以前我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好。可现在，我还有半个月就要退休了，再没有什么顾虑，也该说说心里话了。
“建国，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及时。”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四十年的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你别急，我慢慢跟你说。首先，我得明确一点，咱们国家论文数量全球第一，这是事实，不容否认，这背后，是国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是科研经费的投入，是高校扩招后人才数量的增加，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你说的学术质量‘开倒车’，也不是空穴来风，这背后的原因，复杂得很，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学术环境的问题，还有我们每一个学术从业者自身的问题。”
挂了张建国的电话，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思绪，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是来自南方一所高校的李梅，也是我的老熟人，做科技管理工作也有二十年了，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她的问题，和张建国如出一辙，甚至更加直接：“鹿老师，我就直说了，现在我们学校，不管是老师评职称，还是学生毕业，都把论文数量当成硬指标，搞得大家都疯了一样，一门心思扑在发论文上，根本没人沉下心来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我昨天看了一份统计报告，说咱们国家的热点论文数量占全球一半还多，可我心里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您说，咱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明明数量上去了，质量却掉下来了，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接连两个电话，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这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我得把自己四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好好梳理一下，给这些还在困惑中的同行，也给那些即将踏入学术领域的年轻人，说句真心话。
我打开电脑，点开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看着上面一组组光鲜亮丽的数据：2024年中国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15067篇，占世界总量的35.2%，稳居全球第一；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15.49万篇，被引用次数超过101万次，双双位列世界榜首；热点论文数量占到全球总量的53.2%，首次过半，还是世界第一。
这些数据，如果放到十几年前去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遥想当年我初入职场之时，那时我国的国际论文排名竟然在全球范围内连前20名都难以跻身，着实令人汗颜啊！那个年代里，哪怕是身为211高校这样级别的学府，每年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已然算得上是极为卓越的成就了。曾经有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穷其一生专注于科研领域，最终也仅仅发表过十数篇论文而已，然而正是这寥寥无几的几篇文章，无一不是行业内的翘楚之作，时至今日依然时常被业界同仁所引用借鉴。
再瞧瞧如今的状况吧！随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二本院校，每年产出的论文数目居然可以与昔日我校数年累积下来的总数相媲美；更有甚者，那些刚刚踏入教师岗位没多久的青年教师们，他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巨，甚至远超部分资深老教授毕生之所得。如此这般“学术界的惊天巨变”，表面上风风火火、一片欣欣向荣之象，然则唯有像我辈这般置身于此局之中者，方能洞悉此等繁华表象之下隐藏着的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内幕。
我先说说学术刊物的变化吧。这几年，虽然新闻出版管理越来越严格，新创办的学术刊物数量有限，但各家刊物的“扩容”手段，可谓是层出不穷。我记得以前，一本学术期刊，一年也就发行4期，一期大概100页左右，发表的论文都是经过严格审核，质量有保障的。可现在呢？很多期刊，一年发行12期，甚至24期，有的还搞增刊、专刊；页面也从100页扩充到200页、300页，甚至更多；为了能多发表几篇论文，有些期刊还刻意压缩字号、缩小行距，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拿放大镜都看不清，简直就是一张“文字地图”。
我曾经有幸目睹过一本所谓的核心期刊，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其中某一期竟然一口气刊登了多达50余篇的论文！然而更让人咋舌的是，这些论文平均篇幅仅有区区三千余字而已。不仅如此，许多文章甚至连最起码的逻辑性都难以保证，论点模糊不清，论据更是漏洞百出，论证过程亦是毫无章法可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们纯粹只是滥竽充数罢了。
但就是这般质量低劣的论文，却因其发表于核心期刊之上，摇身一变成为众多教师评定职称以及莘莘学子顺利毕业时不可或缺的“硬通货“。这究竟是为何呢？究其根源，原来期刊编辑部自身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靠大量刊发论文来获取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则需凭借高产量的论文以提高本刊物在业内的知名度和排名地位。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选择持续扩大版面规模，并逐步放宽对投稿论文的审查标准。
此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便是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政策。自1999年起，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迈入了全面扩张的新纪元，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硕士研究生乃至博士研究生阶段，各类院校招生人数均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且不说别的领域，单就博士生这个群体而言，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历史其实并不算长，掐头去尾地算起来也就短短三十余载而已。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时至今日，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人数竟然已攀升至世界各国之前列！据相关数据显示，仅2023一年间，全国新增招收的博士生便多达十三点九万名之众；而此时此刻，尚处于求学阶段的博士生总数更是高达五十五万六千一百人之巨啊！如此庞大的规模，甚至已然超越了那个长期以来一直将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名额稳固维持于五万五千人上下水平的美利坚合众国呢！
随着博士生队伍日益壮大，其毕业标准自然也是节节拔高。现如今，绝大多数高等学府皆明确规定：欲取得博士学位者，务必在毕业前夕成功发表相当数量的核心期刊文章亦或SCI索引论文方可。正因如此这般严苛的条件限制，众多博士生们迫于无奈之下，不得不变得愈发急于求成，慌慌张张地赶制论文并迅速发布出去，全然无暇静下心来去开展更为深刻透彻的学术钻研工作。我见过很多博士生，为了发表论文，四处找关系、托人情，甚至花钱买版面，还有的直接抄袭、拼凑别人的研究成果。更可笑的是，有些博士生发表的论文，连自己都看不懂，只是为了凑够数量，顺利毕业。
博士生是这样，高校老师更是如此。如今，高等院校内部已然形成一套相对固定且影响深远之评价体系：其核心要义即为“唯论文至上主义”与“唯数量崇拜观念”。在此种评价标准之下，教师们若欲获得晋升机会或其他荣誉称号，则必须依赖于自身所发表学术论文之多寡、刊载刊物层级高低以及被引述频次多少等因素作为衡量指标。不仅如此，无论是评选杰出教育工作者，还是争取科研立项课题支持，亦或是参与绩效考评及奖金分配等等环节，均无一例外将论文成果视为关键考量要素之一。
面对这般现实状况，广大教师实则别无他法可言，唯有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风起云涌般激烈竞争之中，纷纷投身于撰写并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浪潮当中去！本人曾长期供职于江城科技大学科技管理部门，工龄达四十年之久。其间目睹过无数类似情形发生，其中尤以初出茅庐不久，便踏上教坛之路青年才俊最为典型。当初这位年轻人刚刚踏入大学校门之际，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充满对于科学研究事业无限热忱与执着追求，然而一旦正式上岗之后却惊觉原来倘若不能如期发表一定数量质量上乘学术文章，那么自己非但难以如愿以偿获取相应职称头衔，同时还会面临无法申领到足够充裕科研资金资助困境，更为严峻者则可能导致年度绩效考核成绩未能达标，从而直接影响个人薪资待遇水平提高……没办法，他只能放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一门心思扑在写论文、发论文上。短短几年，他发表了几十篇论文，顺利评上了副教授，可他自己却说，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是他真正满意的，都是为了应付考核凑数的，他已经忘了自己做科研的初心是什么了。
还有一些老教授，一辈子潜心治学，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精品，在业内有很高的影响力。可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下，他们的论文数量不够，评不上优秀，拿不到项目，甚至被一些年轻的“高产学者”超越。我认识一位老教授，研究古代文学几十年，发表的论文也就十几篇，但每一篇都被广泛引用，可在去年的职称评审中，因为论文数量不如一位刚入职五年的年轻老师，竟然没能评上教授。这件事，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老师都为他鸣不平，可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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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和李梅问我，为什么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来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学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需要沉静的环境，需要学者们沉下心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积淀、去探索、去创新。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而是靠时间磨出来的，靠心血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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