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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章 1979(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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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章1979(第1/2页)

三月初,北京还刮着料峭的春风。

赵四收拾行李时,平安趴在床边看:“爸,深圳在哪儿?”

“在广东,最南边,挨着香港。”赵四把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帆布包,“坐火车要两天一夜。”

“那么远啊……”平安托着腮,“那里有海吗?”

“有,南海。”赵四摸摸儿子的头,“等爸爸回来,给你带贝壳。”

苏婉清在一旁叠衣服,轻声问:“这次去多久?”

“半个月左右。考察团行程排得满,要去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看看。”赵四拉上包链,“主要是学习经验,看看特区怎么搞,对咱们电子产业发展有什么启发。”

张氏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几个煮鸡蛋:“带着路上吃。南方热,注意别中暑。”

“妈,您别忙了。”赵四接过鸡蛋,“我这一走,家里就您和婉清、平安……”

“放心去。”张氏摆摆手,“工作重要。”

赵四鼻子一酸。

现在自己四十多了,还要母亲操心。

“行了,赶紧走吧,别误了火车。”张氏转过身,偷偷抹了下眼角。

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人。

考察团二十多人,大多是各部委的干部,也有几个像赵四这样的技术专家。

团长姓刘,五十多岁,说话带点南方口音:“大家抓紧上车,咱们这趟是硬卧,条件艰苦,克服一下啊。”

赵四的铺位在下铺。

刚放好行李,对面铺位的人也上来了,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看着不到三十。

“您是赵四同志吧?”年轻人主动伸手,“我叫李文斌,计委的,早就听说过您。”

两人握手。火车缓缓启动,北京站渐渐后退。

“赵工,我读过您写的《关于发展民用电子工业的建议》,很有远见。”李文斌从包里拿出几份材料,“这次去特区,我就是想看看,您说的‘市场活力’到底是什么样。”

赵四笑了:“我也在摸索。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

火车咣当咣当地行驶。窗外,北方的田野还是一片枯黄,偶尔能看到农民在整地,准备春耕。

夜里,赵四睡不着,爬起来坐在窗边。李文斌也没睡,递给他一支烟。

“不会。”赵四摆手。

“我也不抽,装着应酬用。”李文斌把烟收起来,“赵工,您说特区能成吗?现在争议很大,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赵四望着窗外的黑暗:“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我知道,再按老路子走,肯定不成。”

他顿了顿:“咱们搞芯片,搞计算机,最缺什么?不是技术,不是人才,是市场。没有市场,技术就没办法迭代,人才就没办法成长。特区,也许就是培育市场的试验田。”

李文斌若有所思:“可万一试错了呢?”

“试错也比不试强。”赵四说,“咱们中国人不笨,也不懒,缺的是机会。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特区,就是那缕阳光。”

两人聊到后半夜。李文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经济,满腔热血想为国家做点事。赵四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陈星那种光——那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光。

第二天下午,火车进入湖南。南方的绿意扑面而来,水田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天光。农民在田里插秧,弯腰,起身,动作整齐如舞蹈。

“看,拖拉机!”平安指着窗外。

确实,田埂上停着几台拖拉机,虽然老旧,但实实在在的机械化。赵四想起在陕北时,老乡们还是靠人拉犁。

地域差距,发展差距,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而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天傍晚,火车抵达广州。

南方的热浪涌进车厢,混着潮湿的空气,像一床湿棉被裹在身上。考察团在广州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上前往深圳的大巴。

路很颠簸,是土路,还没修成柏油路。车窗外,景象渐渐变化——农田少了,工地多了。到处是脚手架,是推土机,是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忙碌。

“这就是深圳?”车上有人问。

“深圳原来是个县,现在划了特区,327平方公里。”刘团长介绍,“中央给了政策,可以吸引外资,可以搞来料加工,可以尝试新的经济模式。”

赵四看着窗外。尘土飞扬中,能看到几栋正在建的高楼,但更多的是简陋的工棚。路边有小摊贩,卖茶水,卖香烟,卖煮玉米。人们行色匆匆,脸上有疲惫,也有期待。

下午,考察团来到深圳河边。

河不宽,水浑浊,缓缓流淌。河对岸,就是香港。能看见高楼大厦,能看见车水马龙,能看见繁华——与这边工地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当地干部来接待,姓陈,四十来岁,皮肤黝黑,说话声音很大:“欢迎各位领导!咱们这儿条件艰苦,多包涵!”

他带大家参观。所谓的“特区”,现在其实还是一片大工地。有几个“三来一补”工厂——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生产服装、玩具、塑料花。机器大多是香港淘汰的旧设备,工人大多是本地农民或内地来的打工者。

赵四走进一家电子装配厂。车间里,几十个女工坐在流水线前,组装收音机零件。动作熟练,但面无表情。

“她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赵四问。

“十个小时,有时候赶工,十二个小时。”陈干部说,“工资嘛,比种地强,一个月六十块。”

赵四算了算。六十块,在北京刚够一个人吃饭,在这里却能养一家人——因为物价低。

“技术含量高吗?”

“不高,就是拧螺丝,焊焊点。”陈干部实话实说,“核心零件都是从香港运来的,咱们只负责组装。但能赚外汇,能解决就业,这就够了。”

赵四没说话。他走到一个女工身边,看她操作。女孩十八九岁,手指灵巧,几秒钟就装好一个电容。但她显然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只是机械地重复。

这就是“电子加工贸易”的起点——最底层,最辛苦,但也是第一步。

晚上,考察团住在临时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是个两层小楼,房间很小,只有床和桌子,风扇呼呼地转。

赵四洗了澡,坐在桌前写笔记。李文斌敲门进来,一脸兴奋。

“赵工,我下午去看了几个基建项目,了不得!深南大道要修成八车道,比长安街还宽!还有,听说要建中国第一高楼,五十多层!”

“钱从哪儿来?”赵四问。

“银行贷款,外资,还有国家拨款。”李文斌坐下来,“关键是政策灵活。比如土地,可以出租,可以转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他压低声音:“我还听说,有些香港商人,想把电子厂搬过来。不是组装,是真正的制造,有技术含量的。”

赵四眼睛一亮:“具体什么厂?”

“做电视机的,做录音机的,还有……做计算器的。”李文斌说,“但人家有顾虑,怕政策变,怕配套跟不上,怕技术工人不够。”

赵四在笔记本上记下:计算器、配套、技术工人。

“赵工,您说,如果咱们的‘中华学习机’拿到这儿来生产,成本能降多少?”李文斌忽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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