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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尖在胡杨布上滑过，那粗砺的纹理像极了老树皮，带着一股子历经风霜后的厚重感。
就在布角，我摸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
那是一枚只有指甲盖大小、磨得发亮的铜簧片。
我把它从针线缝隙里轻轻捻出来，对着昏暗的灯光一照，看清了上面的钢印：1963。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像是有一根尘封已久的发条被猛然拨动了。
这玩意儿我太熟悉了。
1963年，那是我刚穿到红星机械厂、还在废料堆里当学徒工的第一个月。
那时候肚子里没油水，眼光倒是毒辣，我从那堆被称为“苏援废渣”的烂铁里，像拣金子一样淘出了第一批残破的苏联簧片。
我记得很清楚，这批簧片是特种铍青铜材质，那是当年造精密继电器的核心零件。
那时候苏联专家刚撤走，带走了图纸，也带走了备份件。
有一回，车间里的那个大喇叭坏了，那是厂里唯一的音源，全厂两千多号人，开工、吃饭、下班全靠那一声哨音。
尤其是二车间那几个因伤致残的聋哑工友，他们听不见声音，全靠看喇叭口上系着的那根红绸子。
绸子不动，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
那天，我看见老罗猫着腰，在那台锈得掉漆的广播机前捯饬了一宿。
他没用厂里仓库发放的国产替件，而是找我讨了几枚我从废料堆里扒拉出来的1963年产苏联残片。
他当时嘴里叼着个没点火的烟袋锅，手稳得像台精密液压机，在那儿叮叮当当地敲。
最后，那喇叭里的声音不仅回来了，甚至比以前还亮。
更神的是，老罗在喇叭下面加了个极其灵敏的物理振动器，只要有声音，那一根细麻线就能带动一块小木板疯狂跳动。
老罗那时候对我说：“小林子，这就是‘通气儿’。人通了气，能活；机器通了气，就能跳舞。”
我想到这，心跳莫名快了几分。
我猛地转身，在那个堆满杂物的木架子底层一顿狂翻。
尘土扑面而来，呛得我连打了几个喷嚏。
终于，我在最里头翻出了那本厚厚的、封皮已经开裂的1963年工作日志。
我急匆匆地翻开那泛黄的纸页，一股子陈年霉味伴随着那段燃烧的岁月扑面而来。
翻到十月份那页，我终于找到了。
那是用炭笔写的一段记录，字迹潦草到了极点：“温控继电器缺货，备件断绝。试用胡杨树脂混生漆，包裹浸油麻线替代反馈阻抗……失败一次……失败三次。”
看到这，我屏住了呼吸。
在那段记录的最下方，有几行字迹明显更粗、更狂放，那是老罗的笔迹，像是用炭条狠狠戳在纸上写的：
“第四次成功。小林子，记住，图纸是死的，它只管告诉你这东西叫什么；但手是活的，它能告诉你这东西想干什么。别光信图纸，得信你的手。”
我摸着那行字，仿佛隔着二十多年的时空，摸到了老罗那双满是老茧的、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手。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火种”。
“秀云姐，老罗，过来。”我声音略显沙哑，却透着股子不容置疑的兴奋。
我一把扯过那块教学板，把它翻转过来，背面对着他们。
我拿起那块绣着霜花的胡杨布，啪的一声，利落地用按钉把它死死钉在背板的中心，就在那个“霜花触发机制”的正上方。
“光有霜花不够，那是看出来的‘相’。咱们得给它接上‘筋’。”
我指着胡杨布上那枚1963年的簧片，又指了指老罗手里的那截麻线：“咱们把当年的‘土法’复现出来。既然那时候能用它造出温控继电器，现在咱们就能用它把这帮学徒工的手感给‘焊’死在脑子里。”
陈秀云走上前，她那只残疾的左手有些局促地缩在袖口里，但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却死死盯着那块布。
“怎么做？”她问。
“你闭上眼。”我拉过她的手，放在布面的纹理上，“别用眼看，用你的肌肉记忆告诉我，当年在那堆废料里，你调试接地回路的时候，手指头是什么感觉？”
陈秀云犹豫了一下，缓缓闭上了眼睛。
当她的指尖触碰到那枚簧片和粗糙布面的瞬间，她的眉头微微颤动了一下。
“是……是冷的。”她轻声呓语，仿佛陷入了某种幻境，“但这种冷里透着一股子韧劲儿。簧片跳动的时候，像是心跳，一下一下地撞着指甲盖。三短一长……那是信号在衰减。当那个麻线被油浸透了，阻力就会变大，手指头得使两分劲儿才能按下去……”
一旁的老罗没说话，但他那只残缺的右手已经不自觉地抬了起来，在空气中极其有节奏地比划着。
那节奏快得带起了微弱的风声，那是信号衰减的频率，是当年在那绝境中，老兵们用命和体温试出来的节拍。
这一刻，在这个破旧的车间里，现代逻辑、残疾人的敏锐触觉和老工匠的肌肉记忆，跨越了二十载的光阴，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
我看着他们，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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