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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与放任，如同驾驭一辆狂奔的马车，时而轻提缰绳，时而略松鞭策，目标始终是让马车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而不致失控翻覆。朝廷通过《出版法》及其执行机制，划出了大致的跑道；通过官报和正统学说，树立了路标；通过科举导向和“特许阅览”，引导着驾车人（知识精英）的方向；通过严厉的政治惩戒，标示出了绝不能坠落的悬崖。
然而，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且成本高昂。它需要决策者（武则天、李瑾）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时刻的警觉，需要执行者（狄仁杰、审议会）高超的平衡技巧和相当的担当，更需要整个官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配合。而反对的力量从未消失。以孔颖达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不断上疏抨击朝廷“纵容邪说，礼法日弛”，要求收紧管制。地方守旧官员，则常常以“维护风化”为名，对辖区内稍有“出格”的言论和出版物进行打压，有时甚至超出《出版法》的授权，引发与审议会的管辖冲突。民间激进的声音，则在试探边界的过程中时而遭遇挫败，积累着不满。
更深刻的是，思想的活跃，如同地下的暗流，已经开始侵蚀旧有秩序的根基。对现实的批判，会自然地引申到对造成这些现实的制度原因的追问；对“义利”的重新讨论，冲击着“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实学”的推崇，无形中贬低了纯经义文章的价值；甚至对经典“疑古”的思潮，也隐隐动摇着现行统治合法性的部分意识形态基础（尽管尚未直接触及）。
一天傍晚，狄仁杰在政事堂值房中，对着摇曳的烛火，对前来议事的李瑾叹道：“殿下，老臣近日愈感，这‘掌控’与‘放任’，犹如执双刃剑，稍有不慎，反伤自身。朝廷开此言论之口，本意为通下情、收才智、防壅塞。然今观之，下情固然稍通，然杂音亦甚嚣尘上；才智固有显露，然奇谈怪论亦随之而起；壅塞虽防，然门户洞开，风雨亦至。更可虑者，言路一开，人心思动。如今市井之间，非但议朝政，更且论制度、评圣人、究天理。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
李瑾默然片刻，缓缓道：“狄相所言，孤岂不知？然，此乃大势，非人力可逆。印刷之术既兴，知识下移，民智渐开，此千古未有之变局。堵，只能堵于一时，且堵之愈力，溃之愈烈。导，虽风险重重，然或可引水溉田，化害为利。如今诸般新论、异说，看似纷乱，实则是旧瓶将裂，新醪欲出之象。朝廷所要做的，非是将旧瓶箍紧，而是引导这新醪，酿成于我朝有益之佳酿。这需要时日，更需要耐心和定力。”
他走到窗前，望着宫城外长安城的万家灯火，其中不知有多少盏灯下，正有人在奋笔疾书，或激烈辩论。“眼下，这思想领域的喧嚣，尚在可控之内。朝廷的‘官道’、‘正学’、‘利禄之途’、‘法律之界’四管齐下，虽不能尽收其效，亦可收大半之功。真正的大考，尚未到来。”李瑾的声音低沉下去。
狄仁杰神色一凛：“殿下的意思是……”
李瑾转过身，目光灼灼：“狄相，思想之变，终要落在制度之变，利益之变。如今士子们议论时政，商贾们谈论利弊，工匠们钻研奇巧……看似热闹，实则尚未触及根本。一旦朝廷真的开始丈量天下田亩，清查隐匿，改革税制，乃至触动士绅根本之利……”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
狄仁杰已然明白，脸上皱纹更深。是啊，现在的思想论战、风俗批判、甚至对官员的指摘，大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一旦改革之刃真正砍向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网络，那么，如今在相对宽松环境下滋生、并被部分引导的“新思潮”、“批判精神”，将会找到最具体、最尖锐的靶子。到那时，思想领域的争论，将迅速与残酷的现实利益博弈紧密结合，其激烈和复杂程度，将远超今日。如今朝廷在思想领域尝试的“平衡术”，在那种疾风暴雨面前，是否还能奏效？
两人沉默良久。窗外，更鼓声远远传来。掌控与放任的微妙平衡，在思想领域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他们都清楚，一场更大、更深刻、也更危险的社会变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眼前这片看似繁荣喧闹的思想原野，既可能是培育改革力量的沃土，也可能成为引爆反对浪潮的火药桶。一切，取决于那柄即将落向帝国最深根基的改革之刃，将如何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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