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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若坐在书桌前，铺开纸笔，连夜给赵家村的沈墨写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寥寥几行字，但每一行都像是一把锤子敲在铁砧上——让沈墨把近三个月所有经手过京城线年份酒运输的人员名单整理出来，从酒坊装车的伙计到沿途护送的镖师，每一个人的名字、籍贯、近期动向，都要查清楚。
她特别注了一句：重点查江南口音的，尤其是扬州、苏州一带的人。
第二天一早，两人便启程赶往通州码头。
从京城到通州不过大半日的路程，骡车沿着官道一路向东，越靠近码头，空气里的水腥气就越重。
运河的支流在冬日的晨光里泛着灰蒙蒙的水光，岸边的芦苇早已枯黄，被北风吹得沙沙作响。
通州码头是京畿最大的水陆转运枢纽，南来北往的货船在运河上排得密密麻麻，桅杆如林，帆影重重。
岸上扛活的脚夫、吆喝的货商、算账的船老大挤成一团，人声鼎沸，空气里混着鱼腥味、汗水味和烧炭的烟气，闹哄哄的像一口滚开的粥锅。
若若和赵长风在码头边上找了一个茶摊坐下。
茶摊老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是被运河的风刻出来的，一道一道又深又长，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很，透着老江湖的精明。
他正拎着一把大铜壶给客人添水，听见若若叫了一声“蔡老伯”，又看见她手里那片碎陶片，铜壶顿了一下。
“崔公公的人，就是我老蔡的客人。”蔡老伯放下铜壶，把两人领到码头边上一间堆满货箱的小木屋里。
木屋里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桐油和旧木箱的气味。
他关上门，从货箱后面摸出两个干净的粗瓷碗，给两人倒了碗粗茶，这才坐下来，也不绕弯子，
“你们问的那批酒，我让人打听了。三天前的半夜，有人在码头最东边的那条旧栈桥上装了一批货。那条栈桥是早些年运盐用的，后来荒废了，平时没人走，正好方便做私活。装货的船老大叫宋老六，是通州码头上有名的夜猫子，专接夜里的私活，不问来路，不报关卡，只要给足银子，什么货都敢运。他那条船是旧式的平底沙船，吃水浅，跑得快，专走运河的偏道，绕开沿途的关卡。”
“宋老六现在在哪？”赵长风端起茶碗没喝，又放下了。
“昨晚就离港了，往南边去了。他那条船装满了货，走的时候吃水线压得比平时低了将近一尺——十八坛酒加上别的货，少说两千来斤。”
蔡老伯放下茶碗，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地址，字迹潦草但信息量极大，
“这是宋老六沿途交货的码头清单，我让人从他船上的伙夫嘴里套出来的。伙夫好酒，灌了半坛子烧刀子就什么都往外倒了。你们沿着运河往南追，从沧州到德州，从德州到临清，每到一处就找当地码头管事的打听宋老六卸货的时间和数量。我老蔡在码头上待了半辈子，这几个码头的管事的都欠过我人情，你们报我的名字，他们不敢瞒。”
若若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目光忽然停住了。她指着清单上的一个地名，抬起头看着蔡老伯：“临清。宋老六在临清卸了几坛？”
“最多的一批。十二坛。伙夫说接货的是两个生面孔，一个瘦高个操着扬州口音，左脸颊有一道刀疤；另一个是个矮墩墩的壮汉，少言寡语，但一听口音也是江南那边的。”
蔡老伯压低声音，手指在桌上点了点，“那十二坛酒，他们转头就送到临清城外一个私酒作坊去了。那作坊专做换包装的买卖——把偷来的名酒换个坛子，换个标签，就当本地酒卖了，谁也查不出来。”
若若握着那张纸条，手指微微收紧。姓胡的、刀疤脸、矮壮汉、宋老六、私酒作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地串起来，就像一条河里的暗礁，露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底下还藏着更深的暗流。
她从袖中取出一个锦盒推到蔡老伯面前，里面是一株五十年份的野山参：“蔡老伯，这点心意不成敬意。崔公公那边，我也会亲自去谢。码头上的事，还得继续劳您盯着——要是宋老六的船回来，务必把他扣住。他这条线是我们撬开整个销赃链的关键。”
“林娘子放心。”蔡老伯也不推辞，接过锦盒放在货箱后面，“我这把老骨头在码头上还能镇得住场子。”
从通州码头出来，若若和赵长风沿着运河一路往南追。
每到一个码头，就拿着蔡老伯给的清单找当地管事的打听——沧州、德州、临清，一站一站地查，一站一站地核对。
沧州码头的管事老孙告诉他们，宋老六的船在沧州卸了两坛酒，接货的是个姓吴的私酒贩子，当场付了现银，用的是碎银子，不像正经买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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