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诗歌创作，杨炯在文学理论上亦有所建树。其作《王勃集序》不仅是对友人王勃作品的评价与缅怀，更是对当时诗坛风气的深度剖析。文中论及龙朔年间“上官体”诗风的泛滥及其与“四杰”等人在诗艺上的竞争，详尽描述了当时文坛风貌，为研究初唐文学思潮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杨炯在诗风论争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浮华绮丽的宫体诗，提倡诗歌应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与社会担当，这种主张体现了初唐文人对于文学功能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他的诗歌创作与理论观点，成为唐代诗歌由骈俪转向古朴、由宫廷走向民间、由个人抒怀转向社会关怀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人格特质与历史地位：才情傲骨与文坛地位
杨炯性格中兼具才情与傲骨，这在他对待自身在“初唐四杰”中的位置态度上可见一斑。他曾表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表达了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以及对王勃才华的敬佩，同时也流露出不甘人后的强烈个性。这种自负与自尊的性格特征，既是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也是他敢于挑战既有诗风、积极推动文学革新的内在动力。
综观杨炯的一生，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与其在政坛的经历相映成趣，共同塑造了一位才情横溢、性格鲜明的初唐文人形象。尽管其仕途多舛，但其诗文创作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不仅以优秀的诗歌作品丰富了初唐文坛，更以倡导“骨气”与“刚健”诗风的实际行动，为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独特的文人气质、鲜明的艺术主张以及在历史转折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使得杨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