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晓在获得“通元翊教广善国师”这一尊崇地位后，其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是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滥用。他不再满足于在宗教领域的影响力，而是开始涉足国家政务，利用皇帝的信任，对国家资源进行无度的消耗。除了修建大永昌寺导致的巨额财政支出和民众迁徙外，他还涉足更多领域，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势网络，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家治理与民间生活秩序，加剧了社会矛盾。
员外郎林俊，作为一位敢于直言的官员，深深忧虑于继晓等人的胡作非为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皇帝，请求严惩梁芳与继晓，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平息民怨，恢复朝纲。林俊的正义之举，虽然得到了部分朝臣的共鸣，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几乎使他遭受重罚。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于继晓势力的复杂心态：一方面，许多人清楚其行为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由于继晓与皇帝的亲密关系，以及其背后宗教势力的支持，使得许多官员不敢或不愿正面抗衡，体现了朝廷内部的忌惮与某种程度的妥协态度。
面对可能降临的惩罚风暴，继晓展现出了其狡猾的一面。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微妙变化，采取了一种看似退让实则深谋远虑的策略——请求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这一请求，表面上是对皇帝恩宠的感激与忠诚家庭伦理的体现，实则是他为自保和未来布局的精妙设计。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机会向皇帝索要了五百道空白度牒，这是一种具有官方认证资格的僧侣身份证明，意味着持有者可以合法地建立寺院、收徒弟，是宗教权力的重要象征。这一要求的被批准，不仅确保了继晓即使远离朝堂，仍能继续扩大其宗教网络，更显示出他在皇帝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三、宗教泛滥
在继晓权势膨胀的同时，明代中期的宗教氛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状态，尤其是对于来自西番（今西藏地区）的僧侣们，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受到推崇，更在皇室的庇护下，享受着超越常规的尊荣与特权，这种现象在札巴坚参及其弟子们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札巴坚参是一位来自西藏的高僧，以其深厚的佛法修为和神秘的宗教仪式吸引了明宪宗的注意。他及其弟子如札实巴、锁南坚参等，相继被封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等极高宗教称号，这些封号不仅冗长且充满荣耀，远超一般宗教领袖的规格。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获得了无上的地位，还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与王侯相当的待遇，服饰华丽、饮食精美，出行时乘坐特制的梭舆，前后簇拥着手持金吾仗的卫卒，场面之壮观，足以令普通百姓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