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秦刚的心里知道，皇帝想要把话题往海事这个方面去引，只需要安排内侍，随便翻翻相关的旧奏章，把有关市舶司的事情找出来还不是小事一桩么！
而且，这件事情，如今经验老到的赵煦一定都是预先做好了一切安排，他当然也不必要现在就站出来开口，自当缩在后面看看热闹。
而关于市舶司的态度之争，却完全体现出了新旧党争中“对人不对事”的典型特征：
按理说，新党重视经济改革，理应会支持市舶司发展。但却因为王安石那时更重视市易所，而对市舶司发展有所限制。等到元佑更化旧党上了台，一些比较务实的旧党官员，为寻找与王安石不一样的提升经济手法，于是决定将大规模提升对于海贸的重视程度，除了已经开有市舶司的杭州、明州与广州以外，又陆续在密州、泉州等地新开市舶司，而且他们的态度便是：只要有条件开的地方最好都开、而且是越多越好。
这样一来，市舶司就成了旧党政策的象征。
在章惇掌权之后，新党立即反其道而行，不仅将新开设的那些市舶司全部取缔，甚至连过去就有的杭州、明州的市舶司统统关掉，就只保留了广州一地的市舶司，美其名曰“有利于集中统一管理”。
尚书左丞许将立即出列表明这样的观点：“海贸一事虽然在各地都有发展，但越是有发展，就越是要加强管理，放开各地的市舶司一事多有不妥，还是理应统一收拢管理为好。”
赵煦听了之后微微笑道：“的确是要收拢了管理为好！”
嗯？有点不对！感觉皇帝现在嘴里说出来的“收拢管理”与他们所说的“收拢管理”的意思有点不一样。
一旦问题到了涉及新旧党执政理念的方面，新党之人的内斗意识立刻便收敛了起来，开始有了下意识的抱团行动。
曾布随即站出来说道：“依旧制，市舶司官员多由知州兼提举市舶务，通判兼主管，知县兼监。如此一来，各地自设市舶机构，管理的确也可见得方便，可正是如此，地方官员的腐败之事也多有所闻。而且海贸虽然各地都有，但主体仍然还是以南方为主，所以目前将这市舶司的业务都集中放在广州来统一管理，确为正道，并无甚不妥。”
“臣有一言，这地方官员腐败的问题，既然是出自于地方州官兼任市舶司官员的话。那么，解决的方法不是应该将市舶司官员单列出来吗？又怎么反而去取消各地的机构呢？”这次站出来的居然是工部侍郎郭知章，他进而阐述道，“而且今日之海贸，早就不是南方一枝独秀。臣在河北大名府看到，不仅南方海贸物品甚为丰富，而且来自北方高丽、倭国的货物皆多。可是这些北方的货物也要必须经广州抽解，如此绕行一个来回，导致其贸易成本剧增，售价偏高。于是更有许多商贩从走私码头上岸，朝廷便就因此而损失了税收。所以，其他地方先且不论，就密州一地，恢复市舶司乃是当务之急！”
“哦！明叔【注：郭知章，字明叔】可有更多的建议？”赵煦直接问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