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心密，此次在海南岛的会面不仅仅只是他，而且还有如今朝廷不知行踪的秦观等三人，又与苏轼这样的罪官一起，理解的人知道是师生情深，别有用心的人都可以编织成阴谋聚首的重罪。
所以，他便以巡阅使的职权，封锁了整个昌化军，甚至在这寺庙与仓库周围，都是安排的身着官军服装的流求士兵警戒，以作最大限度的保密。
自元佑八年，苏轼最后一次从京城外调知定州开始，秦观他们就由此与老师分别而未见。
当时总想着，或许不出一两年，就有可能会再在京城相见。谁知，苏轼先是贬去英州，再开始惠州安置，一路不断地南行远去，师徒之间，竟然开始天人两隔。
在历史上，即使是秦观最后被贬至雷州，与苏轼之间仅仅隔了一道海峡，但却受阻于朝廷法令，竟在有生之年里再也无法见面。
因此，若是没有秦刚的这次安排，他们师徒几人再也无缘相见。
大家唏嘘之后，还是苏轼先行恢复过来，热情地邀请秦刚入座并说道：“徐之你在朝廷中的所作所为，我皆是听闻过。而且与我通信的那些老友，不论是否新党，皆是对你有口皆碑。你一个年轻人，能做到如此，着实不易啊！”
“老师，徐之不仅如此，他在福建以南，开拓了一片流求海岛，这些年来，在岛上安置了数十万的内地流民，并建成了三州之地。目前我与文潜、履常均在流求执政院任职。”秦观赶紧向老师汇报秦刚更为惊人的作为。
此事他们自然没打算向苏轼隐瞒，一五一十、前因后果、还有发展现状，秦观等人向苏轼讲得甚为仔细，竟连坐在一旁的苏过也听得十分地入神、进而神往之。
苏轼向来提倡“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对于王安石当年的变法，他虽然是站在激烈反对的那一派，但是他自始至终，反对的并非是“变法”本身，而是针对于其中一些“急功近利”的极端手法。
所以，等到了元佑时期，他在旧党翻盘之时，又站在了反对一昧废除变法的一边，其实他的本意依旧是一直站在“以民为本”的立场上，建议对于一些有利于民生与国家的新法予以保留，这才又不得容于顽固旧党的那派。
而秦观、张耒以及去流求的陈师道等人，不仅仅是在思想上严格地遵循着他的这一政治主张，甚至已经在流求这片土地上，尽心尽力地践行着他的政治理念与主张。
而更为敏感的皇权问题，好在秦刚自始至终，也未提起过任何逾规越矩的想法。
苏轼与这一时代的绝大多数士大夫那样，只要没有越过底线、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他们都并非是那种读书读进死胡同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