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吧出来，我和谭洋洋并肩的往学校走。
这都不知道是我俩第几次这样的走了，路上我俩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你觉得这个有搞头吗？”她问。
“应该差不多吧，一方想找场地歌手，一方面想宣传自己，正好契合。”
“我说的是，整个文化周。”
“有秦主任和你把关，十拿九稳，这难道还有什么不确定因素吗？”
“本来稳的，现在问题是，二叔和学院的大院长关系不好。”
“啊，怎么会这样，我看秦主任看起来挺好的啊，因为啥啊。”
“这不换了新校区了吗，新校区要新盖，盖了之后，学院没钱结算工资，农民工就来学院闹，拉条幅又上吊跳楼的。”
“这个事我知道啊，上学期，来过好多次，还放大喇叭，说还我血汗钱之类，后来不是解决了吗，再也没来过。”我印象当然深刻了，那天农民工没有跳楼，但是一位女生真的跳楼了，那位女生的男朋友我还和他一起喝了酒。
“那为啥解决了，之前来那么多次都没解决？”
“你这么一问问，我还真把我问倒了，我还真不知道，也许之前没钱，后来有钱了吧。”
“因为，那群农民工的承包商，是我们家的老乡，二叔知道这件事后，主动给他们出谋划策，还帮联系省电台媒体，给学院压力，学院就及时结算了。”
“这是件好事啊。”
“确实是件好事，可是不知怎么，二叔在这其中的作用，被爆了出来，搞得他里外不是人。”
“哦，就这样结下梁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