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则在湖北施展拳脚，他创办自强学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为国家储备了大量人才；还开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学堂里，他常常亲自讲学，鼓励学生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将来报效祖国。
盛宣怀，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才子，在1870年经人推荐成为了李鸿章的幕僚。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他见识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从此立下了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决心。
1872年，他奉李鸿章之命拟订轮船章程，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他担任会办。中法战争后，他重回轮船招商局任督办，将主张完全商办的唐廷枢、徐润排挤出局，严格实行官督商办体制。他四处奔走，争取贷款，抵押赎回商船，还获得了漕粮和官货运输的特权，让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状况逐渐好转。
1880年，他又担任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在全国多地架设电线，收购福州、厦门等地的外国电报线路，组织了外国电报公司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络，为中国的通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期望借此增强国防力量；后期以“求富”为目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燃料、运输等问题，同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洋务运动的成果化为泡影，残酷的现实告诉国人，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就在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觉醒了。
1895年春，正值科举会试，《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来，康有为和梁启超义愤填膺。他们在松筠庵里，召集了上千名举人，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呼吁拒和、抗战、迁都、变法。虽然这份万言书最终未能按时送出，但却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变法思想。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翻译了《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开始觉醒。1898年，光绪皇帝被维新派的热情和决心所打动，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开展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