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有大智慧之人，他便不需要利弊、人性、道理所谓三者。通晓了利弊，人性与道理也就在其中；明白了人性，利弊与道理就没有了隐藏；透彻了道理，人性与利弊便顺畅了。这三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其内里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落在了事上叫做利弊，落在了人上叫做人性，简而概之就都叫了道理。
天下的争斗、动乱，究其原因，没有认识到事务的利弊，没有琢磨透人的本性，忘记了先人传下来的道理。
鲁隐公为何摄政？因为有周公旦辅成王的先例在，他既可以得一个好名声，又可以行使国君的权力，此利于他也。但当摄政日久，他迟迟不归还桓公君位，弊端便渐渐盖过了益处，又不能认识到他人，尤其是桓公一系之人对他的不满和厌恶愈发严重。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做一件利大于弊的事，要么还政于桓公，他可以像祖先周公旦一样成就美名；要么就下定决心铲除桓公和对他不满的人，这样做有着极大的风险，要冒着失败的可能发动政变，却也好过被杀的局面。依照隐公之事，可以得出，人占据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宝器，要么尽早归还，免于杀身之祸，要么就永远不要让宝器的主人找上门来。什么都不做，那宝器终归是要离开你的，不免将会损失很多，甚至是一条性命。
晋国曲沃原本只是小宗，可曲沃的规模却超过了当时晋国的国都翼城，这原本不应该成为桓叔的封地，可晋昭侯不顾大夫的劝谏、礼乐的规制，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晋昭侯被弑之后，曲沃与翼城的矛盾已经放在了明面上。而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在这之后，直到曲沃武公完全吞并晋国，晋国国君虽然在力量上多次胜过曲沃，可每一次动乱都发生在翼城，斗争的关键也在翼城。从长远上来看，这是一件明显利于曲沃而有弊于翼城的事。晋国国君没有做出削弱曲沃的事或者做了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强弱的局势就在这样的变化之下逆转了。人心、外援也都随之颠倒过来，正应了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下承平、动乱未明之时，道就是君位、名分，这不是真理，而是现实的选择。可当天下大乱，道是什么？做正确的事、做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
人不能做错误的决定，普通人做错误的决定，或许更多的是懊悔，影响很小，而身居高位的人，因为他们掌握权势，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甚至波及子孙后代。那么面对前人留下的错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家国的危害便是第一位。人总会为情感、道德、习惯所困顿，在其位又会为名分、礼法所制约。人多会贪图一时之利而弃长远之利，盖因一时之利易得而长远之利难得，人性如此，庸碌、怯弱本是常态。得一时之利，成一时之事，积一时之弊，为后人留祸。人能解决他人留下的错误，也能解决自己做出的错误，这是能力的问题，如果连能力都有了问题，那么在其位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人几乎不可能解决错误的自己。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晋襄公之时，狐氏与赵氏相争，等到襄公去世，灵公年幼，狐氏拥立公子乐，赵氏拥立公子雍。赵盾和狐射故分别做了一件事，杀了一个人。赵盾派人杀了公子乐，让狐氏的计划落空，虽然危险又容易落人口实，却在权力的真空期除去了自己的最大威胁。不得不说，赵盾的才情、胆略，让他在每一次的危机面前，都能成为最后的屹立者。甚至是后来赵穿杀了晋灵公，回到晋国的赵盾也没有处置赵穿，这对晋国来说是一件危害极大的事情，为卿族专权晋国埋下了伏笔。但对于赵氏、赵盾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利益。反观狐射故，在面对赵盾已经处于劣势的时候，他没有想着如何化解赵氏的威胁，却将从前的仇人阳处父杀了。杀公子乐无罪，杀阳处父有错，狐射故远远不如赵盾，即便是这样，依然没有做一件有利于自己、有利于狐氏的事情。阳处父之性命无足轻重，晋襄公当初为什么听信阳处父，已不能深究。狐氏与赵氏相争到底对晋国有利有弊？也不能够论证了。因为狐射故根本不能称之为赵盾的对手。可他做的事情却让整个狐氏覆灭。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利弊实在是不足以再来论谈这个事情，天才与庸才，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人的认识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之上。相对庸碌之人自以为有利的事情，其实已经是愚蠢了。到了这种程度，能力的不足，已经凸显出人性的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