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经常说,我们要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竽。不能避难就易。”江寒道:“只要我们迈过这个坎,我们将站上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否则,我们永远就是低层次徘徊、低质量循环。”
“江寒,总书记说的没错,但他指的不是科技和产业领域,是指干部队伍的一种奋斗精神和工作状态。科技领域,就像你说的芯片那么难,我们现在的实力和积累都不够,我们起步晚了,想出成果并不容易。我们把重点放在汽车工业上,用汽车工业带动工业体系的完善,时机成熟再集中搞芯片攻关也不迟。”中科院副院长刘咸说道。
“刘院长,其实,芯片发展上,我们起步并不晚,当时的水平我们并不差,甚至还强上一筹。”江寒不管刘咸的脸色如何,只管纠正他刚才的错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周总理就注意到了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可谓是高瞻远瞩。国家也将该产业作为之后重点发展的目标。
在中科院和冀省半导体所的共同努力下,于1965年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块硅基集成电路,同年,还研制出了一款名叫65式的接触式光刻机。
全球光刻机大佬——荷兰的ASML于1984年才开始成立,我国的光刻机比他足足早了20年。
而同时期的韩国三星,也就才刚刚起步,停留在组装和研究阶段。
我们国家的芯片发展,和美国、日本等基本处于同一起步线,比韩国还要稍快一些。
当时,我国的电子管厂年产量就能够达到一千二百多万只,无论是集成电路还是硅单晶,都处在全球领先的位置。
随后,我们经历了大家都知道的十年特殊时期,但是,我们的芯片发展依然势头很猛,始终保持在国际第一梯队上。
1968年,沪市的无线电厂成功研制出了pmos集成电路,之后在美国DSW4800光刻机的刺激下,全体科研人员又历经两年时间,终于在1980年研制出了第四代分布式投影光刻机。
精度也达到了美国的同一水准3微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际芯片领域属于第一梯队。
“为什么当时发展那么好呢?那是因为我们回来了一大批顶尖的专家,他们纯粹是奔着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回来的,他们当时就是世界顶尖!”
江寒继续道:“我们芯片行业的开山鼻祖之一黄昆,在英国留学,1950年带着他的英国妻子回国,他带头开设了半导体物理学课程,帮助培养了甘子钊、夏建白等之后的着名科学院士。为我国后来的半导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科学家王守武,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0年回国,他带领中国众多科研人员研制出了4000位、16千位的DRAM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第一支半导体激光器也是他率先研制的。可以说,我国在半导体电子技术领域的发展,王守武院士居功至伟。”
“而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芯片落后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的人才外流!过去是人才回流,从80年代起就是人才外流。我们的大学培养的人才到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留学,不回来了!而外面的人才都不愿意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