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威逼利诱措施并没有解决流民的根本问题，只能算是权宜之策。明中晚期，因为灾眚频繁、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流民依然有增无减，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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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民的地域流向来讲，其主要趋势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向人稀地广的宽乡流；从腹内向塞外流；从土地瘠薄的地区向肥沃的地区流；从租赋较重的平原向租赋较轻或尚无租赋的山区流。人口的地域流动，在经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缓解腹内、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和山区的开发。
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流民找到了土地之外的谋生手段，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中间，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和对山区的开发尤其值得研究。
流民向山区聚集，归因于山区地旷人稀、统治力量薄弱，即所谓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以荆襄山区为例，至成化七年，已屯聚流民余人，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居区。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也倍受流民青睐。
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加强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山区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人丁稀疏、经济落后。流民徙入后山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较低地区向较高地区延伸，为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流民多来自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文化水平等比较先进的地区，如荆襄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南赣流民则多是江西平原、福建、粤北的破产百姓，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技术经验、文化生活模式等也伴随山门大开也一并涌入，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另外，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控制，在其聚居区增设行政区划，修筑道路。如明政府曾在荆襄地区增设郧阳一府并竹溪等七县。以郧阳为中心，开辟三条驿道，分抵西安、南阳、汉中，这在客观上也密切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