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发生的种种令后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如同教员所说，其实概括起来无非是“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这十一个字而已。
只不过，“谋势”这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真要做到的话，其难度何止一星半点？
因此，春秋时期的“谋势者”们，往往会翻车，最终栽倒在“谋子者”手下。
而这其中，当以吴王夫差和宋襄公这两位谋势者最为出名；
当然，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世，这两位也被黑的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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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之战中大败来犯的越军后，乘胜长驱攻入越国腹地。越王勾践仅剩五千残兵，退保会稽山。
大好形势之下，吴国君臣却就如何处置越国发生了重大分歧……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一派，指出越国“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chóu)”、“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生存竞争的矛盾不可调和，主张乘势灭越;
而太宰伯嚭(pǐ)一派则认为“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主张按中原争霸的规则办，接受越国的求和。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吴王夫差最终采纳伯嚭的意见，接受了越国的求和。
此后，夫差又对越国长期采取怀柔羁縻的政策，让越王勾践得到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喘息期，最终成功翻盘，灭吴取霸。
后世史家，多将吴国之败归咎于夫差在会稽山下的这次决策。
而很多所谓的“民间史学家”实在看不懂夫差和勾践这两大高手对弈的棋路，他们又勇于替古人分忧，于是便“列举(编排)”出了一大堆干扰夫差决策的花边八卦。
比如说，伯嚭被越国的糖衣炮弹击倒、夫差本人惑于女色，刚愎自用等巴拉巴拉的，硬是将越国的公关运作和战略忽悠拔高到了中国史上的顶尖水平。
呵呵，
历史就这么简单?
但凡能成为上位者的人，尤其是在春秋这种无义乱世成为一代雄主的上位者，哪有什么简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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