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36年底之后，虽然山西实业公司发展顺利，但是山西，乃至整个国家都进入了多事之秋，在山西周边发生了不少事情，山西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
首先是在1936年下半年，在内蒙古的地方势力德王投靠日本人后，开始在绥远制造分裂事端，德王和汉奸李守信组建蒙军，汉奸王英组建“大汉义军”，都在绥远周边地区蠢蠢欲动。到了11月，由日本关东军暗地里指挥，这些伪军开始发起向绥远的进攻。
驻守绥远的傅作义指挥35军和增援的赵承绶骑兵一军，在百灵庙等地大败进攻的伪军，负责指挥的关东军参谋和情报官仓皇而逃，期间又进行了几场战斗，伪军都被打的大败，之后更是被秋风落叶一般被肃清。关东军本来就是以这些伪军来试探，看到这些伪军不堪大用，也就暂时停止了入侵绥远的计划。
不过晋绥军在此战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伪军金宪章率领“大汉义军”的一个旅反正，将日军顾问二十多名关东军军官杀死作为投名状，投靠了晋绥军。傅作义将情况上报给阎锡山后，阎锡山自然不会放弃送过来的大军，于是发扬了千金买马骨的精神，将金宪章旅升格为新二师，金宪章担任新二师师长，编入了麾下的34军。
到了十二月，绥远抗战的事情还没有彻底消停，又一件大事震惊了整个中国，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部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将到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攻击红军的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扣押起来，实行了兵谏，逼蒋抗日。
事变一发生，一些国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要求立即抗日，不过更多的人则是增加了忧虑，国内的政治势力更是大多非常紧张，如果这场事变不能和平解决，那么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就势必成了叛军，在日军蠢蠢欲动之时，还要发动内战，对国家是何其不幸。而如果和平解决，那么对日作战就真的有可能一触即发了，原本诸般忍让求得一时太平，这时公开宣称抗日，那么日本就更有了开战的借口。不过好在经过宋美龄等人的积极斡旋，没过多久，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一场内战的风险被消弭，但是日本准备开战的心思也不再隐藏，更加明显的扩军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