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秦律中明确规定了公布律令的主体为各级官吏，如岳麓秦简中的秦令规定，“……乡部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并规定“已布令后，吏、典、伍谦（廉）问不 善，当此令者，辄捕论”。即法令公布后，布令的官吏还需查看公布后的法令的执行情况，纠察、逮捕犯令之人。可见法令的公布、宣传者就是法令的施行者，公布者对法令公布后的效果直接负责。此外龙岗秦简所见律文有“租者且出以律，告典、田典，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及写律予租”。即涉及典、田典的具体职责的法律要由典、田典进行公布，体现了清晰的权责划分。这一点颇类似于“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度。
秦法律普及的方式
尽管《商君书》中商鞅设想的法令明布方式是法官被动地接受吏民的请教询问，但从其他传世及出土文献来看，秦代存在多种主动公布、宣讲法律的措施。就法令传布的具体方式而言，总体来说有刻石铭器、明白扁书、读令等种类。
《史记·李斯列传》云：“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秦统一后，始皇帝数次出巡，在多地留下刻石，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起到宣扬法度的作用。如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会稽刻石：“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部分刻石内容则涉及法令细节，如琅琊刻石中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字样，直接体现了当时法律的具体内容。现存的大量秦权、秦量、诏版均铭有始皇帝与二世的诏书，本身就是统一度量衡的法令载体，这些度量用具或铜或陶，存量颇多，遍及各地，其在法令普及方面的意义不言而喻。
以“扁书”公布律令的记载早见于西北汉简，例证颇多，如“……知，令重写令，移书到，各明白大扁书市里、官所、寺舍、门亭、隧堠中，令吏卒民尽讼（诵）知之，且遣鄣吏循行，问吏卒凡知令者案，论尉丞、令丞以下，毋忽如律令，敢告卒人……”其行使方式记载颇清晰，都是在文书后明确要求将文书张悬书写于官府、市场、寺舍等人员密集的重要地点，使吏民都能了解。对于“扁书”的性质，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或认为是一种匾，或认为是类似于敦煌出土的《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的壁书，或认为是悬挂的简册，亦有认为“扁”通“遍”，为遍处张悬书写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