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作为古代律令体系发展的奠基阶段，已经制定了形式多样的法律传播方式，并作为制度被规定在律令文本中，这一点可从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得到证实。秦代的部分法律普及方式为后世所继承，对传统法律宣传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秦对法律普及的要求
秦代对于律令的公布，多要求官吏“谨布令”，而对公布的功效，多要求使民众“明智（知）之”。
《商君书·定分》中记载了商鞅与秦孝公对于法律明布的对话：“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孝公即欲使天下吏民“明知”法令，以使法令执行划一、公正无私。这一点在出土文献中例证颇多，例如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南郡守腾《语书》中就要求“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距）于罪”。腾要求所作法令由吏明布，以达到人尽皆知的效果，从而免于犯令。与此类似的是岳麓秦简中多有“谨布令，令黔首智（知），毋巨（距）罪”的表述。又如“……赏。谨布令，令吏、卒、黔首明焉，毋巨（距）辠”。上述简牍律令中，法律制定者都要求各级官吏“谨”，妥善公布法令，使百姓充分了解法令内容，并指明公布律令的目的就在于使民众免于犯罪。
除了对民众进行法律普及、使之避免犯罪外，《商君书》还记载了商鞅对法令公布的另一层认识。商鞅认为国家需设置法官，“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百姓向法官询问法令，最终使得天下人人无不知法。而功效不仅在于百姓守法，还在于“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意为人人知法，将使得官吏不敢非法待民，这样才能保护百姓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如此，官民“皆务自治奉公”“此皆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秦法律公布的主体
商鞅对法律公布的主体作了构想，他认为，“为法令，置官置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以为天下正者，则奏天子”，需推荐、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吏，“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无论是其他官吏还是百姓，对法令的疑问都由此等官吏解答。在其绘制的蓝图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比秦一法官”。朝廷、郡县都需设置“法官”以掌握法律、应对吏民疑问。